先看一组标题。
《寻药的武汉护士:虽然怕,但我们愿意守护这座城》
《我在电话这头,试图帮武汉人平复“被现实打蒙的感觉”》
《4位武汉普通人:上班前,我会幻想将前往战场拯救世界》
《唐驳虎:说到零号病人,专家为何如此不屑?》
《唐驳虎:病毒是谁制造的?谜底已经揭开》
《唐驳虎:疫情最终如何结束?取决于3个重要参数!》
《美国放射肿瘤学会院士:用CT作为新型肺炎确诊标准刻不容缓》
《医药专家:双黄连能抗新型冠状病毒?不可能》
这是凤凰网自媒体“在人间”、“唐驳虎”、“肿瘤情报局”三个品牌工作室的部分作品。
特殊个体的口述故事,基于数据与信息的独到分析,专业人士的认知科普,这三个维度的立体呈现,构成了凤凰网疫情期间内容生产的一种独特生态。无论是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对信息的分解,对科学的解说,疫情中的每一次讲述,都是文字中投射出的温度与性情。
大年初四(1月28日),新冠病毒的感染确诊人数正在节节攀升时,凤凰网荣誉主笔唐驳虎将文章《武汉疫情,背后有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背景》独家发布到凤凰网自媒体平台大风号,文中的“重要背景”立刻受到关注。
这一天,大风号“在人间”发表文章《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主人公倩倩在疫情中的真实遭遇催人泪下,该文章被数十次引用、转载,在全网阅读超5亿人次,倩倩最终得到了湖北方面的高度重视。
以此同时,另一个凤凰网自媒体“肿瘤情报局”则动用全球医学专家作者,对疫情进行分析解读,并发文提出“CT检测优于核酸检测”,在混乱的疫情之初,文章无疑为病情确诊提供了更为精确、快速方法支持。
疫情中的要闻、数字新闻和移动端的内容生产,一样重要且紧迫。比如用大数据阐述疫情的快速变化,还比如动用母公司凤凰卫视在全球遍布的记者为网站供稿,这些独特、具备全球视野的内容产品,让疫情中的凤凰网在众多门户中独树一帜。
作为传统门户网站,凤凰网的“先天劣势”是没有记者,想要在疫情中“出圈”,仅仅有编辑团队是不够的。
其实从“古典互联网”走出来的门户网站大多如此。由于前线资源几近于无,众多门户网站在疫情中沦为“信息转发机”,在这次报道战役中,凤凰网长期以来重视并着力打造的自媒体工作室成为了其突围的有力武器。独特的原创报道产品弥补了一线新闻的匮乏,其传递“温暖、快乐和力量”的信息价值,始终让报道掷地有声。
易观数据显示,截止2月24日,凤凰网疫情原创内容在微信公众号上获得的30篇10W+;移动端DAU增幅最大72%;凤凰新闻App较国内其他门户网站移动新闻客户端,人均使用时长、人均启动次数NO.1,百度搜索指数居首位,微博微指数峰值最高,微信指数第二。
唐驳虎一篇《日本撤侨报告,透露了病毒根本秘密》微信阅读破570万;《在人间》一篇《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公众号单条阅读超2000万。
在3月1日,凤凰网还上线了一篇有关伊朗新冠状病毒的稿件,其母公司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采访当地官员并向凤凰网供稿,披露了伊朗疫情的诸多细节,为国内读者了解全球疫情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报道。
总编辑邹明是国内接触互联网较早的媒体人。对于门户网站的抗疫,他认为,疫情之下,浮在微信、微博上虚假耸动、高级黑低级红或博流量的杂音太多。这些杂音干扰着民众的视听,这时需要有专业、有担当的媒体声音出来。
“我们应该呼吁更多的媒体来抵制无公信力的信息,凤凰网要对媒体报道实现引领。对此我们一直坚持,并尝试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进行创新。”邹明说。
凤凰网总编辑邹明:自媒体要为我所用
考验
记者站:疫情对媒体来说,是对能力的考验,也是对阅读量和影响力的放大,可否介绍一下凤凰在疫情期间媒体传播方面的情况?
邹明:凤凰网属于商业网站,也是中央网信办和北京网信办管理下的互联网媒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我们只有转发权,没有采访权。因此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进行信息传播。
疫情报道中我们抓住了几点:第一是互联网产品。我认为互联网媒体就是互联网产品,传统媒体采写、记录、编辑然后发表。但在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时代,我们除了文章外,是第一家推出疫情数据报道的,并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了很好的传播。
第二,凤凰网大风号有几个自媒体工作室,他们迅速转向疫情报道。丰富了我们的原创新闻产品。并且他们在诸多的原创报道中融入凤凰网的品格:真性情、有风骨、有温度、敢担当。这让我们的内容产品在很多媒体中独树一帜。
第三,疫情之下,微信、微博等网络杂音也特别多,有虚假耸动的,有博流量的,有高级黑低级红的宣传,这些都或多或少会干扰视听,所以需要有专业的有担当的媒体声音出来。我们也希望做到通过新闻产品去抵制无公信力的信息,力图对当下的报道实现某种引领。
所以凤凰网一直坚守的价值观:“中华情怀、全球视野、包容开放、进步力量”,在这次疫情报道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邹明:一个是“在人间”,实际上我们培养这个工作室长达8年了。这个号的内容就是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是边缘人群的人情冷暖故事。在长达一个半月里,在人间的报道主题完全扣在了疫情这上面。
网友对“在人间”的这种个人化的讲述方式也比较认可,也有网友留言说,感受到了字里行间的温度和担当。
唐驳虎工作室也是我们打造5年的一个品牌,他的特点是善于数据分析。唐驳虎有很多成功的作品,比如“马航事件”分析等等。唐驳虎这次也全面转向了疫情分析报道,包括国际和国内的传播途径,他查阅了很多的报道。
另外一个就是肿瘤情报局。我们做了两年,是由一群知识精英和传统媒体人建立的工作室。里面有很多都是国际一流医学专家。他们一开始做大健康,现在则转向了对武汉疫情的报道。我们的编辑参照疫情的变化,对他们提出要求和指导,然后一步步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优势
记者站:目前看,凤凰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咱们是怎么放大这种优势的?
邹明:作为互联网媒体,一定要有交互式的数据产品,这是传统媒体没有的。我们也借助了传统媒体的采编形式,通过这样的自媒体工作室的形式来做出了我们的特色。
做为网络媒体,我们还肩负着自己的媒体责任。比如把对人性的关怀融入到报道中。有两个概念是我们在业界第一个提出的,一个是当每天变换疫情感染人数的时候,我们提出这不仅仅是数字,其实是一个个生命;另一个,我们是最早提出“不要歧视武汉人”这样的概念,最终形成了口号。
这样,凤凰网的整个报道比较有人情味在里边。
记者站:凤凰在移动端上线了一个“抗击肺炎”的频道,这个频道是怎样筹划的?编辑的配置是怎样的?
邹明:这次我们的抗击肺炎频道,半天就上线了,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光是人工、还有技术手段。这也是凤凰网有别于传统媒体重要地方。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建一个频道,把所有的内容集中在一起,然后用人工去设定内容的分类,这样就非常快速、精准。
疫情报道中,我们有两张重要的图表,也是我们的产品,一个是中国疫情的图表,另一个是全球疫情的图表,这也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所以作为互联网媒体,内容团队随时都可以和技术产品人员一起进行工作,编辑提出一个设想,技术马上就实现,无缝对接。
国际化
记者站:一直以来,凤凰的新闻都是带有国际化视角,在这次疫情报道上,如何侧重这种国际化?
邹明:我们借助母公司凤凰卫视的力量。包括在美国的有两名记者、日本一名记者、还有在伊朗的记者。这三个地方的凤凰卫视记者,特别为凤凰网供稿,这也是我们有别于其他网络媒体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先天优势之一。
另外,凤凰网非常重视两岸三地的疫情发展。我们组织了一篇比较长的稿子,是我请中国台湾媒体人写的,因为中国台湾在这次在疫情控制、治疗方面,是被给予很多的赞誉的。所以我找他们当地的媒体人就此写了一篇稿子。
凤凰网是一家两岸三地的媒体,并且更加注重全球华人区,报道其他地区以及华人如何抗击疫情,这也是我们的特色。
记者站:肿瘤情报局目前是以加盟作者和专家的形式,这个品牌有点像果壳和丁香,请问这个工作室是怎么运营的?
邹明:每个工作室有他自己的人,长期形成一个固定的团队。但在疫情报道中,我们给定大方向。定什么主题由他们自己去找。
比如说肿瘤情报局,之前就有关于CT和核酸哪个检测更好的讨论,“情报局”的人说必须用CT来做,否则那么多病人,核酸检测来不及。这篇文章,是美国著名的肿瘤专家安德森医院的终身教授张玉蛟先生写的。
策略
记者站:解读、调查、故事、科普、快讯,它们中有主次吗?最看重哪个?
邹明:第一,要闻团队就是发快讯的,快速是网络媒体永远保持的特色。第二,必须有自己的主打产品。我们除了几个工作室做原创,还有数据化产品,每天晚上还有疫情报告,所以网络媒体不是24小时把新闻发出去就行了,必须有凤凰网独特品牌的产品。
我们对编辑的训练,要编辑懂得互联网信息流产品的技术、懂得用户画像、懂得智能分发,这样才能把产品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凤凰网的培训都是技术部门给编辑培训,技术人员来讲现在的主流产品是什么?如何把信息发到指定用户的手机上?我们要编辑理解这些技术。
“在人间”主编马俊岩:关照个体命运
是我们的出发点
马俊岩:在人间有很多自身原创稿件,也有一部分约稿。我们平常平均每周一期图片故事,从1月24日开始进入疫情报道状态,2月14日以前平均每天一篇,之后每周三篇左右。在微博上,《疫情下的春运》单条阅读量达到2200多万,《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单条为1800多万,#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话题词总阅读5.3亿,讨论数13万以上;另外,《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在微信端阅读数2000多万,发出后,湖北省妇联联系到我们,承诺解决倩倩的困难;《武汉封城第一天》100万以上,10万+有16篇。
记者站:和其他媒体属性比较强的号比起来,在人间体现出来非常明显的个体关照,包括个人情感、个人故事,基本都是口述模式,怎么找到这种呈现方式的?
马俊岩:在人间一向关注个体的人,命运、情感和人性。我们的 SLOGAN是“用冷静的叙述抵抗冰冷”,数字是冰冷的,但数字背后的个体是真实鲜活的。
我们在疫情报道中用第三人称的也有,但很少。首先,这跟在人间的定位是契合的,关照个体命运,是我们的出发点。
而口述者,在疫情爆发早期,几乎都是求助的,尤其是病床难求、核酸试剂盒难求,他们有强烈的表达的欲望,希望通过讲述,获得更大程度的关注,从而解决自身面临的艰难处境;我们当时想,能救一个是一个,都是人命啊。
亲历者口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在每天的确诊和疑似数字之外,让公众获得了更大程度上的知情权。我们也相信,他们的口述,是历史的一部分。
马俊岩:我们最初联系到倩倩时,她妈妈还在病房,她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帮到妈妈,但是很不幸,病情发展太快,她妈妈去世了。这时,她爸爸也住了院,她和哥哥也有疑似的症状,家里还有嫂子和侄子。她很担心再失去爸爸。这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人共鸣的故事。
这篇稿子,发出去后,影响很大,湖北省妇联官员找到在人间,承诺解决倩倩的困难。最后,确实帮到了她,她也向我们表达了感谢。
记者站:咱们是怎么找到这些口述者的,在写作中会对他们的叙述有干涉吗?
马俊岩:很多口述者是我们在微博及其他社交平台上找到的,也有一些来自在人间后台收到的求助信息。另外,我们从做疫情报道开始,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开始征稿,目前投稿有30多万字了。我们会选择其中一些发布,发稿之前会跟投稿人核实。
主笔唐驳虎:把讲述事件降维
不那么抽象
唐驳虎:我从1月15号之前连着写、看资料,15号之后休了几天,结果到除夕之后一直是高强度工作状态,没有任何的休息,因为确实稿件涉及的面太广。
我到现在也是一个人。当然会有很多朋友帮忙,比如疫情的稿子,文章里会涉及到很多生物的话题,我就问好几个学生物或者学医的朋友,有的他们也不能确认,因为这个学科分类太细,他们还得去问他们做这方面的朋友。一些重要的信息都得确认一下。
我在第一篇文章(1月28日《武汉疫情,背后有一个被忽视的重要背景》)之前,一直在看很多资料,包括数据,看了大概一周之后才开始着手写作。
开始我一直在关注感染人数增长曲线, 然后还在看武汉、湖北,包括国内外的数字变化。我在文章中也贴过表格,分析这些数字每天都得算,还得看死亡率、重症率,包括湖北的感染数字大概被低估了多少?我都必须做出估算。但最关键的还是那个日本撤侨报告,那是最重要的一篇,事实这一篇也是一直在跟各方面的数字一点点算和比较。
唐驳虎:肯定是数据、事实在先,你从事实中才能抽象出一个场景,我看了很多,包括我会看网友对每个省的统计数据,有网友统计了每个省他有到底多少是输入性病例,多少是被输入性病例、传染的病例,我用了一个数据模型算了一下得出一个结果,后来发现我写的时候,已经好几个省都公布这个具体数据了,我就直接用公布的数据,它比模型更准一点。
打比方和讲故事,这是写科普最常用的两个办法,能把很多复杂东西给他简单化了。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用讲故事的方式,知道这个事情大概是怎么来的,我尽量的把事实压缩到一个初高中文化,这样大多数人都能听懂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怎么回事。
要把讲述事件降维,不要那么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