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韩国“梨泰院事件”，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一度甚嚣尘上的讨论、愤怒，如今都已经沉寂，只留下伤者和亡者亲属，还带着无尽的悲伤与痛苦继续生活。
对还不知道该事件的读者简单介绍一下。“梨泰院事件”是10月29日，在韩国首尔龙山区梨泰院一带，发生的大规模踩踏事故。由于多达10万人——大多数是十几岁和20多岁的人——涌入，有人摔倒后造成了“群体崩溃”，导致150多人死亡。
这一灾难震惊了全世界，相关事故原因的分析文章有很多，比如著名的“五问”，大家可以自行去找找，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此刻旧事重提，是源于我们的两个担忧。
一是，该事件暴露出了发达国家及其城市化的经验，似乎无法再被“奉为圭臬”。由于城市化完成较早，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的城市管理经验，往往被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参考，比如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曾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提到，非洲国家越来越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意义，而韩国在实施智慧城市治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知识和成功经验，未来可能在技术方面展开合作。而“梨泰院事件”并不是孤例，2021年11 月5 日美国休斯顿Astroworld Festival音乐节吸引了5万人参加，也发生了大规模踩踏伤亡，休斯顿市长Sylvester Turner公开向八名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这些现实让我们意识到，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也在大规模群体安全危机时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2021 年 11 月 6 日休斯顿取消天文世界节的路牌）
二是，中国城市率已达到60%以上，智慧城市、城市精细化治理也推行了多年，而对于踩踏、重大庆祝活动、节日聚会等突发事件，一些城市或城镇还只能靠“人拉肩扛”、增加警力等传统方式应对。一些已经落地的信息技术、智能手段，在交通管理、政务流程、市民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作用，但是还不能全面覆盖到各类碎片化、突发性的场景上。如何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来更好地进行人群管理，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化智慧城市的必然要求。
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说：城市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文化磁体和容器。人们怀着向往聚集到城市，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潮流。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进入了“城市时代”，用举世瞩目的速度创造了城市化的奇迹。那么，已经进入“智慧城市时代”的中国，能否提供一个由科技驱动城市自治、城市善治、城市协治的范本呢？
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们还是先从“梨泰院事件”说起，聊一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也难以防范“人群崩溃”带来的群体安全危机。
风险城市：不可规避的城市化困境
如果大家看过一些分析“梨泰院事件”或历史踩踏事故的文章，可能都会得到一些直接的答案，比如：过度拥挤、无人管理、道路狭窄等。
这些确实是灾难的诱因，但仅仅停留于此，似乎对于未来防范这种灾难无济于事。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聚集性风险的普遍存在。城市化的高聚集和强流动性，决定了一旦遇到各类重大庆祝活动或节日，就必然会引发人群聚集，导致较大的危害范围和治理难度。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一书中写道，“曼哈顿的建筑是一种拥塞的开拓之范型，曼哈顿已产生自己的大都会都市主义——拥塞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生活天然地具有“拥塞风险”，需要更智慧的治理来降低风险。
其次，城市文化活动的不可替代性。文化活动，是城市形成多样化、差异化的软实力，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内华达州的火人节、日本东京大阪的花火大会、泰国清迈的水灯节、中国南京秦淮河畔的元宵灯会、上海外滩的灯光秀、韩国年轻娱乐文化的庆祝盛典，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节、动漫节……这些活动本身就是城市精神文明的一部分，是城市吸引人群迁入的要素之一，是很难彻底取消的，而大型活动要素复杂，风险多样化，治理难度更大。
此外，聚集性风险的不可预测性与防范手段的滞后性。既然已经知道城市内举办大型活动有群体风险，那么事先防范、活动报备，能不能减少人群密集导致的踩踏风险呢？当然是可以的，但投入的成本往往也是极高的。这是因为，踩踏事故等突发群体安全事件，往往都有不可预知性、瞬发性，有任何一个细节没有考虑到，都有可能使预案失效。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社会燃烧理论”，指的是因城市群系统秩序逐渐从有序朝无序方向变化，就像可燃物遇到“点火物质”一样，在助燃剂的催化下爆发。而我们看到，大型聚会是很常见的，通常不会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而历史上的严重安全事故都是由突如其来的“点火物质”导致的。比如1988年，尼泊尔球场的踩踏事件，是由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2003年美国芝加哥E2俱乐部的踩踏，导致21人死亡，是保安在制止斗殴时使用了气味刺鼻的辣椒喷剂，引发群体恐慌；2013年印度中央邦的一座寺庙中，突然传来“桥梁即将倒塌”的传言，人们在恐慌中四散奔逃，最终造成115人死亡。
也就是说，当风险成为现实、“点火物质”触发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风险到底是什么，又何谈防范呢。因此，相关政策的优化，也往往都具有滞后性，比如城市化较早的英国，1883年6月16日，英国桑德兰市在观看演出时发生踩踏，导致183名儿童死亡，随后英国议会通过法案，规定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都必须使用安全逃生门。然而此后的1989年4月，又发生了英国希尔斯堡球场惨案，96人被活活挤死。
更进一步，当有了准备预案之后，人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种灾难没有那么严重，不会造成太大损害，从而又会轻视或忽略对潜在威胁提前采取有效措施，这就是“准备悖论”。以“梨泰院事件”为例，韩国其实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道路和人流管制措施，但万圣节当天，踩踏事故发生时只有两个警察在街上巡逻。危险发生后的20分钟后，才有第一批警察赶到现场。而韩国有关官员也已经承认了管理问题并公开道歉。
而这些安全事故发生后，除非有具体的主办方能够追责，如果是自发聚集的庆祝活动，是很难找到责任方的，苦果只能由伤亡者及其亲属自行咽下。
很多媒体文章都分享了一些参加活动时的安全保护措施，比如出发前查看天气预报，预判人群是否会激增，最好不要单独行动，穿上鲜艳可识别的衣服以便找寻，保持呼吸空间以避免缺氧而昏倒，将手臂抱在身前以避免挤压……
可是，难道城市生活的聚集风险只能由个人来预判和消化吗？安全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幸福程度，是城市治理中必须考量的首要问题。
虽然被动响应是“马后炮”，但城市管理者必须且应该从以前的事件中吸取经验，并不断完善和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构建突发安全事故的预警和响应机制，最大可能地保障市民安全。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发达国家的大型城市形成更早，是不是照抄其城市化作业就足够了呢？
拿鱼不如学渔：现代化城市的弊病与失败
仅仅一两年的时间，我们就看到美国、韩国的相关官员出来，就踩踏事件伤亡向公众道歉，这或许是一个提醒，当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见贤思齐”、向先发现代化国家看齐的时候，也要同时意识到，这些城市也并不是完美的，也存在尚待解决的弊病和问题。
第一，现代主义城市化的创新缺失。当今大型城市的形态、格局，本质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产物。其特征就是以钢筋混凝土、钢铁为标志的现代建造技术，以汽车、火车为标志的现代交通系统，追求极高效率的城市空间布局，根据现代经济活动的功能对城市空间进行划分。这种现代主义规划模式，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大城市居住环境混乱、治理结构复杂、空间规划不科学、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市治理效能低的根本原因。
“以人文本”的城市化，需要新的理论创新。
第二，自由主义导致的治理难题。韩国“梨泰院事件”发生之后，大众惊愕地发现，这场万圣节活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者，因此对于事故“没有人必须承担责任，所以没有人承担责任”。这并不是独特现象，发达国家的很多城市都在推行自由主义治理，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参与干涉民众活动。
因此，尽管这些城市都发展出了一套成熟完备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体系，以及强有力的突发事件治理核心机构，比如东京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面对多样的城市突发事件、建设迅速并且正确应对的全都机制”，纽约市曾在“9·11”袭击中有着出色的反应能力。
但对于自发聚集活动，政府的约束力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在“点火物质”被助燃之后，很难在第一时间调配充足的资源展开救援。
第三，早期信息化带来的路径依赖。我们知道，数字技术在现代城市治理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感知、分析、预测、预警……通过在城市中部署传感器、智能摄像头、城市大脑系统等软硬件，提高城市对事故风险的感知能力、预警能力、调度能力，可以很好地将“事后响应”转变为“事前响应”。
比如沙特政府为麦加引入了一整套高科技的踩踏预防体系，可以对人流拥挤程度进行预警，以降低朝圣人群的踩踏事故风险。中国有的城市则推出了“电子围栏”来监测人流量，通过记录分析手机信号进入围栏的数据，对人群密集度进行实时预测并采取响应预案。
欧美等发达国家当然也在积极推进数字城市建设，比如欧洲的“未来城市联盟”，就通过将市民企业的各种活动都上传到数字系统中，在云上进行一体化协同。硅谷、多伦多更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典型。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由于大量发达国家城市早前已经完成了较为成熟的信息化改造，并且在个人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有着极为苛刻的限制，而智慧城市离不开数据的互联互通共享，这就导致无法充分释放AI技术优势。
因此，今天我们审视城市弊病、思考智慧城市建设，会发现有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应用好智慧技术来让城市生活更安全、更美好，这是中国城市面对的新赛题，也是一道必须答好的难题。
那么，如火如荼的智慧城市建设，是否能让中国城市在人群科学领域，拔得头筹呢？
城市数字文明需要怎样的基石？
中国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由来已久。2010年，宁波市出台了建设智慧城市的决定，成为第一个在政府层面全面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随后，北上广深等各省市都提出了相应规划，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前三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就达到290个。
那么，十年筑城，成效几何？
从群体聚集等突发安全风险的应急治理能力来看，相信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很多变化：以前各部门都只能靠内部系统和数据来决策，不同部门的数据交流和沟通时效都不高，但现在已经能够基于城市大脑的统一管理和全局指挥，多部门可以快速协同展开部署和救援。智慧城市系统对特殊节假日、异常气候等进行建模，识别影响因素，并进行风险分析，提前规划、预警并管理人群聚集和移动的区域，这些都减少了聚集风险。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智慧城市管理的风险控制和应急治理水平，还没有达到大众所预期的水平，近年来由于特殊天气，如特大暴雨、地震等，以及特殊事件，如公众人员伤亡、自杀、火灾、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下，城市救助系统的协同响应能力还有待提升。
要找到解决方案，我们需要总结一下，上一阶段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思考。
目前来看，国内的智慧城市建设，还有几个环节有待优化。
一是数据能力。一些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引入机器视觉技术来采集和分析数据，很多城市在数字化建设中更希望降低成本，即“利旧”，在原本布控摄像头的基础上架设软件，但问题是很多传统摄像头清晰度不高、缺少端侧计算能力，原始数据质量不高。另外，预判人群活动趋势需要多个数据源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堵车、天气、手机导航等等，这就需要数据能够在统一平台上互联互通、协同共享，建立这样的大数据体系往往是“一把手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另外，视频图像数据规模较大，仅靠边缘计算很难马上进行运算和处理，但有的城市基础设施不理想，5G或核心网的升级还没有完成，数据上传到云端分析的时间很长，等决策者拿到分析数据可能事故都已经发生了。
二是应用能力。智慧城市要拥有智慧，自然要用好数据，但怎么用、用在哪里、解决什么问题，是一个非常考验管理者智慧的事情。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到，“城市……问题是处于有组织的复杂性状况中……它们往往具有数个甚至数十个变量，都在同时变化且以微妙的方式相互关联”。简单来说就是，城市中技术的应用场景是非常碎片化的，影响因素也是非常多的，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体系又往往有着较高的复杂性与理解门槛，如果城市管理者不具备相关技术知识或技术预见力，很容易忽略一些“隐秘的角落”。
城市技术场景究竟有多碎片化呢？有个智慧交通解决方案的初创公司技术人员告诉我们，仅仅在智慧交通这一个领域，就存在大量尚未被解决的细分场景，比如低等级农村公路的养护数据分析和病害识别，车辆识别会细分到车牌识别、颜色识别、瑕疵识别、车内物品识别、人车合一身份识别等等。交通隐患的主动监测，要细分到卡口、路面、驾驶人、指挥中心、一线交警等各个端口，这些环节都完成数字化，才能实现快速取证、准确分析、事件快速处置的综合执法体系。
具体到韩国“梨泰院事件”这样的群体聚集事故，往往需要广覆盖的城市数据采集体系，分阶段（流入、循环、流出）的算法建模，识别哪些因素决定了群体风险，进行风险分析，了解各类地点的人群聚集、移动、疏散规则，计算空间的安全容量，预测人群流动，才能设计出有效可用的风险控制系统。这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迭代，而群体事件往往又具有突发性和偶发性，真实数据和场景不足，又给落地验证出了道难题。
三是协同共治能力。说了这么多，智慧城市只是军师和智囊，毕竟现阶段还没有城市能够用机器人替代警力，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中的应急救援最终是要靠城市各功能部门的协同联动去完成的。而有了智慧城市系统，并不一定意味着各个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多元协同共治的应急合力。
当前，很多城市的治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一元管控”的中心化思维，很多部门自身也定位于“被管理者”的身份，主动参与不足，这就令应急决策要经过层层传递。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明显的矛盾：上层对细节关注不到、力有不及，执行层缺乏宏观视角、难以有效行动，进而综合影响了应急治理的效能。
说了这么多，我们相信，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必将从“大干快上”，进入“精益求精”的新阶段。在各个环节上更进一步充实、完善、优化，让数智技术真正作用于城市。
中国有句古话，叫“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归根结底，城市的本质是为人服务、以人文本，我们期待中国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化数字为文明、化危机于无形，这将是人类城市化所追求的最高的“善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