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这个古希腊特尔斐神庙前巨石之上的亘古一问，特别适合今天的银行机构对自身价值进行重新定义：应如何看待技术创新对金融产业的赋能？生态开放和产业联动能否带来更加繁荣的共生关系？那些“技术流”的金融机构怎样才能撬动更大的想象空间？
如上问题是摆在所有银行机构面前共同的挑战。毕竟，随着整个行业基本盘增长的稳定，加之互联网、科技企业对金融需求端的抢夺，这些都会对银行机构“内功”的修炼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率先预判到这一趋势，并提前做出战略布局的银行机构，诸如招商银行、平安银行、长沙银行等等，都是主张“技术流”最典型的代表。
他们的成长路径不断向市场传导着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杠杆”，科技不应成为一种“口号崇拜”，而是要贯穿于前瞻的战略制定、有序的生态布局，以及不断扩容的价值空间上。
内生的科技基因
事实上，回溯银行业近年来做出的一系列动作，无论是加大中后台的科技投入，还是分拆成立科技子公司，这些改变无一不是围绕技术层面而展开的。科技常态化，或已在整个金融系统内无处不在。
然而当数字化的趋势还未显露峥嵘的时候，个别机构就已看到“银行业，特别是零售业务未来的竞争壁垒或许就是科技之力”。而仅仅过了短短几年的时间，这种预判就得到了现实意义中的完美印证。
在几家引领变革的“擎旗者”中，不得不提到这一家城商行代表，那就是长沙银行。正是这种内生的科技意识，使得这家机构得以不断加固壁垒，更好地抓住发展机遇，尽管是在2020这样的动荡之年，依然能够踏浪前行。
正是因为长期看涨“科技”价值，在“因势利导”的增长逻辑下，长沙银行始终不遗余力提高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在多年加码和培育后，这种“科技因”也在疫情“黑天鹅”的突袭下，迅速释放出“蝶变果”。
根据公开资料，长沙银行小企业信贷中心疫情之初即通过电话、微信等线上形式触达全省13500余位小微企业主，创新推出纯信贷产品“长湘贷社区包”，现场5分钟即可出预审核额度，并支持随借随还，有效提升了小微企业主的融资效率和情感体验。
作为普惠金融的深耕者与拥趸者，长沙银行过去一年中两增口径小微企业30158户，贷款余额283.42亿元。这些成绩助其一举摘下由央行颁发的“推进湖南省普惠金融发展（2016-2020）”突出贡献奖，以及由《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榜单》的“最佳普惠金融城市商业银行”。
科技对于零售业务的助力，成效也是显著的。需要提到的是，近年来，大力发展零售业务也是银行业直面竞争和增强创利的不二之选。
过去较长时间内，银行业几乎都是通过物理网点、人力投入等基础设施开展零售业务，数字化经营浪潮下，中国银行的零售业务面临增长道路中的内、外部双重挑战：
内部上：一来组织庞大冗余、人均效能偏低；二来数字化、金融科技等专业能力储备短缺，导致创新动能不足，转型成本高企。惯性经营方式使得机构转型成本较高。
外部上：目前多数银行的创新仍然在追赶市场变化的步伐，局部的创新尚未完全实现“以金融消费者为核心”的价值增长，加之互联网、科技巨头的抢夺，这也增加了技术落地的难度。
在这样背景下，当不少商业主体对于科技的追捧仍停留在“学术”层面，或是还在测试某些功能可否与需求、场景相匹配时，长沙银行已在科技应用层面不断广化和深化，其零售战略转型的成功就是最直接的能力体现。
被市场视为城商行中“零售黑马”的长沙银行，其经营业绩自然会被众多投资者密切关注。地处“网红”城市和经济商圈，该行也于近日向外界交出了一份堪称稳健的2020年报和2021年一季报。特别是被董事长朱玉国称之为“时间的玫瑰”零售板块，表现尤其亮眼。
截至2020年末，长沙银行的个人存款规模达到了1732.03亿元，较上年末新增381.66亿元，增长幅度28.26%；个人贷款规模 1293.62亿元，较上年末新增273.62亿元，增长26.83%；零售客户数1468.82万，较上年末增长10.77%，客群基础不断壮大。消费金融业务同样提速迅猛，由该行控股的长银五八消金公司实现净利润2.81亿元，同比增长33.81%。
现代生态银行
零售业务也好、公司业务也罢，说到底，任何一门生意的核心首先是“圈人”。
“圈人”对于如BATJ这样的互联网企业来讲，可能并不是什么新词，只不过对银行机构而言，构建“以金融消费者为导向”的商业模式，或多或少都被视为是一次“从改革到新生”的思维历练。
更何况，金融机构所定义的“圈人”绝非仅仅面对个人用户，同时还包含企业用户，甚至是产业集群。
这个阶段下，金融机构的产品研发、服务营销都需围绕着“圈人”这一目标来呈现。对于长沙银行而言，这也是一次“踩在更高维度，对当下进行定位”的关键之举，这就是——
目标客群是谁（流量）？他们出现在哪里（场景）？如何能主动找到他们（技术）？他们需要如何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生态）？
长沙银行给出的答案除了科技，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生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利用科技的方式、场景的嵌入要找到“对的人”，然后与他们保持关联，技术赋能、生态开放、协同共振都是其与客群保持沟通的“桥梁”。
此前，朱玉国就曾曝出“金句”释义何为生态——“经营生态不是零和博弈，一定是共创、共享、共赢”。而在此次2020年报致辞中，他也再一次强调打造“生态银行”的积极意义，就是要坚持客户中心、价值导向。
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正在吐旧纳新，谁能够真正服务好新经济、新业态、新需求，谁就能得到通往未来的入场券；与此同时，“生态银行”要实现三个拥抱——拥抱消费、拥抱科技、拥抱民生，下一步将在住房生态圈和养老生态圈重点发力。
从不断完善的基础金融服务到“本地生活生态+投行生态+投资生态”生态银行体系的构建，依靠原生地域特色走出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立足长沙、服务湖湘”，无疑是这家“技术流”银行“生态打法”至关重要的落子。
一方面，高度聚焦“智能制造”和“园区发展”两大服务范畴。
大量发展产业链金融，逐步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近3年来，为省内先进工程机械、人工智能及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累计投放信贷超过500亿元，并为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一批智能制造龙头提供综合金融方案。
围绕湖南20条、长沙22条产业链以及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对省内园区进行“全覆盖”服务，聚焦“两山”（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两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国家级省级高新区），以互联网、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行业为突破口；携手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区、株洲高新区、隆平产业园、中电软件园等地开展智慧园区合作。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新模式，力推“科技生态”。
去年9月，长沙银行联合腾讯、华为、湖南大学等48家单位设立“金融科技湘江生态联盟”，围绕产业上、中、下游的有效对接，助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
十三五以来，长沙银行科技金融新增投放均超过500亿元，服务科技企业4500家、累计服务本土上市公司93家，其中2020年湖南新增11家A股上市公司该行就服务过8家。未来，立足湖南“三高四新”战略，长沙银行有着清晰的规划：科技金融到2023年的贷款投放力争实现倍增，服务科技型企业将达到7000家。
生态战略跃迁启示
银行业的科技革新，让市场开始对金融机构的判断标准随之发生了转变——由过去强调营收、利润等核心财务指标，慢慢过渡至现在的核心技术优势、不可替代性、市场和受众客群的认可度和美誉度，甚至是打破地域局限、跨域协同的服务能力。
这正如长沙银行在最新的战略规划中反复提及“要做深耕湘粤的现代生态银行”，这也是该行获得资本市场中长期期待的核心所在。
对于长沙银行跨域拓土粤港澳大湾区，其实并不难理解：作为除湖湘“大本营”之外最大的业务市场，广东省内约有1000万湖南人、10万家大小企业、100家大小商会、10000家商会会员留守当地，总资产3300亿元，回湘投资逾2000亿元......湘粤两地实体经济的高频交互，成为长沙银行将大湾区作为战略升级的重中之重。
当其他经济主体都在瞄准和抢夺市场中最大的那块“蛋糕”之时，长沙银行谋划的却是：如何把这块“蛋糕”做得更大。除了不断加码人力、财力、资源、时间等成本的同时，这更要求一家金融机构对客群、对产业、对不同区域的未来，抱有一颗“送水工”的奉献之心。
科技赋能、零售转型、县域下沉、社区网格化.......每一个脚印的背后，都呈现出长沙银行为客群、为产业、为湖湘经济持续赋能的那份决绝。如今“科技+生态”双轮驱动再被升级，这种从“深耕湖湘”到“湘粤共振”的双线作战，势必会为长沙银行撬开新的想象空间。
眼下，全社会都在高喊创新、开放，然而这其中的艰难并非仅仅体现在资本、技术、市场、客户和商业模式等方面，根本上在于背后的机构要有鲜明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拥有足够强大的业务能力对外释放和赋能出去。
就这一点而言，科技、生态领域中的“课代表”长沙银行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收获期。不仅在过去二十多年发展中“立足长沙、深耕湖南”，更在国家十四五战略引领下勇于打开自我，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各方资源，跨域协同、共兴共荣。
在朱玉国及其掌管的这家资产规模超7000亿元的长沙银行眼中，“这不是一个对银行来说最好的时代，却是开始真正做银行的时代。在金融这条长期主义的跑道上，无所谓前浪后浪，客户才是最大公约数和最终评判者。做正确的事，做对客户有价值的事，一路穿越迷雾、破浪前行。”
结语
随着社会各界对金融科技、生态银行等发展趋势有着更深刻的理解，通过技术赋能和生态开放的战略决策，可以帮助长沙银行在二级市场中培育新的爆发时点和成长空间。
与此同时，生态合作的背后，其实也是外部伙伴对“在机构赋能下，与之共同成长”的认定和决心，这种决心最大的机制在于不是以短期获利为目的，而是以投资“未来”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