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又双叒叕“种草”了。
美东时间3 月 30 日，联合国宣布腾讯公司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其成立 75 周年（UN75）提供全面技术方案，并将通过腾讯会议、企业微信和腾讯同传在线举办数千场会议活动。
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球对话，联合国还将面向全球公民发起1 分钟调查，通过微信/QQ、腾讯新闻、腾讯看点、腾讯视频、腾讯微视和腾讯广告等数十个平台；
以及腾讯游戏旗下包括《王者荣耀》、《和平精英》、《PUBG Mobile》和《Arena of Valor》在内的多款海内外产品，收集的人们关于应对全球重大挑战等关键议题的想法，并于今年 9 月的联合国 75 周年高级别活动上，正式提交给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联合国高级官员。
简单来说，腾讯不仅为此次UN75 提供了视频会议服务和对话交流平台的技术支持，还承担着将问卷推送至全球公民，为之后的各国间的沟通、决策提供信息来源的任务。
由于疫情的突然袭来，“联合国”三个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体现在疫情相关信息的通报，还是对于公司、产品、服务的推荐，其映入眼帘的频率都发生了成倍的增加。
但说到底，联合国与媒体行业的相同点就在于，也有着“口嫌体正直”的一面：只有当对于性能与可靠性的考量，落到自身工作开展与落地时，往往才能验证其最真实的立场。
疫情以来，联合国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一个“种草能手”。抛开防护与消毒产品不谈，仅仅是在减少线下接触的前提下，恢复社会平稳运行方面，联合国就为来自中国的许多优秀产品带了货。
就在3 月 13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远程学习解决方案（Distance learning solutions）”的文件，共有多达 60 种解决方案入选。其中便有来自中国的 6 家企业，分别是：
“数字学习管理系统”中的来自网龙旗下的 Edmodo，MOOC平台中的爱课程，自主学习平台中的蓝墨科技的云班课，外加公众更为熟悉的钉钉、飞书以及去年 IPO 的 Zoom。
相较于凭借线上协作工具传统优势，以26 个入选占比达到了 44% 的美国；中国以 6 个产品紧随其后。相对于在消费互联网产品方面的强势，一方面的确还有不小的发展空间；
但另一方面，站在“远程学习解决方案”角度，自然更需要考虑教育本身的普惠导向。服务是否免费、免费教学资源是否充足，在疫情期间的优先级远要高于功能完整性等方面，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正文中提到：
“在学校关闭期间，为了帮助家长、老师、学校和学校体系促进学生学习，并予以社会关怀和提供互动机会，决定公布以下教育应用和平台列表。
“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明确支持，但它们往往具有广泛覆盖面、强大用户基础和影响。大多数解决方案都是免费的，部分还支持多种语言。”
措辞之中不难看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为了应对全球疫情的呼吁之切，也有作为国际组织一贯的严谨与克制。所以，这更像是一份“免费清单”，而并不意味着它们达到了联合国的办公标准。换句话说，无论是钉钉还是飞书，距离联合国真正背书认可善有一定距离。
教育与办公，在联合国这边依然分得很清楚。
这也便是为何我们在本文一开头就提到，“联合国”三个字在近期以来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那么，说回到腾讯与联合国的此次合作本身，我认为从本质上是一次双向选择。
一方面，2020 的这一次全球对话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性。
看大环境，近年来全球的跨国界、跨行业、跨世代的合作已经出现了诸多变数。贸易摩擦、产业转移、能源结构升级、贫富差距悬殊、民族主义抬头……都在向以往平等对话的前提发起挑战。
而从去年燃烧了4 个月的罕见山火，到今年的新冠疫情、蝗灾入侵、蝙蝠肆虐、雪灾……在“全球面对庚子大灾”的考验下，不仅全球合作未见升温，反而是摩擦与怨怼不断。
据联合国方面透露，此次对话的议题包含气候危机、不平等、新形式的冲突和暴力、人口和数字技术迅速演变等。不难看出，其将更加注重联结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程度处于不同阶段的地区国家，自然就对服务与产品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更重要的一方面，源于腾讯协同办公能力的突飞猛进。
很长一段时间里，腾讯都是以娱乐与社交两大赛道的霸主示人，但在3 月 18 日发布的 2019 年全年财报里出现了一匹黑马：上线不过两月，腾讯会议 DAU 便已破千万。
如果说1 年注册用户破千万的 QQ，是让腾讯打牢了 PC 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盘，半年注册破千万的微信是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船票”，那么腾讯会议无疑是腾讯产业互联网的引擎之一。
很多人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比作“卸妆水”和“照妖镜”：此前一切的能力都仅限于纸面。但黑天鹅降临后，一方面，大规模在线办公场景爆发，大量潜在的用户不得不使用视频会议产品；另一方面，财务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亦使得更多企业开始将经营在线化提上日常。
不少产品因为没能扛住这一波冲击，只得眼睁睁用户流失，而腾讯会议则是一个例外。
一方面，体现在腾讯会议在服务层面的敢打敢拼。
在2 月 3 日的复工第一天，有一系列产品都因为“翻车”上了热搜。实际上，当时的难题在于，对于即将涌入用户并不是准备，但却在资源分配上缺乏经验。比如此前都是北京与广东的用户量最大，但是疫情影响下不得不换用系统的以保险银行为主的华东区域却迎来了用户暴涨。
但基于腾讯会议按区域划分的调度机制，以及后台人员现场办公实时快速调整的保障，腾讯会议在半小时内就解决了问题。并在经验不断积累后，有了之后的连续多日登顶App Store免费榜 。
此外，腾讯会议同时紧急研发上线了国际版应用。截至3 月 20 日已经在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上线。不仅支持了东南亚电商公司Shopee、日本软件开发公司易佰匹的捐赠项目与跨国会议，还帮助数十家海外驻华机构进行远程协作，并为全球医生搭建了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还体现在腾讯会议基于以往的产品实力，体现出的易用性与技术实力。
直接通过手机、电脑、小程序、企业微信等入口便能打开即用、一键入会；强大的会议管控能力，不仅能辅助主持人有序管理、开展会议、同步进行在线文档协作、实时屏幕共享、即时文字聊天等功能。还考虑到用户特殊场景的会议需求，配备了背景虚化、美颜强化视频效果。
换言之，腾讯会议不仅通过扎实的技术能力与敏捷的迭代速度扛住了国内的第一波考验，更已经在之前积累了丰富的跨区域服务经验。
如果说从腾讯会议的“能打”有拼劲，更能看出的是腾讯在服务层面的价值观的体现，从另一台“引擎”——企业微信，或许更能看出其在国际事务上的长远优势。
在去年年初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曾对企业微信提出了如此构想：
“关于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如果定位为公司内部的一个沟通工具的话，我认为它的场景和意义会小很多，只有当它延伸到企业外部的时候，才会产生更大的价值。企业微信后续新的变化是基于一个新的理念——希望让每一个企业员工都成为企业服务的窗口。人就是服务，而且是认证的服务。”
简单来说，这引出了企业微信未来的演化逻辑：从内部延伸至外部，并将“人”作为服务的触点。体现在具体层面，便是与微信一致的沟通体验，丰富的 OA应用，和连接微信生态的能力。
如果说联合国对话本身是一个“大公司”，那么各国、机构与代表其实还有着建立在自有人脉关系上的“小公司”。
一方面，基于现有的13 类 390 个接口，有 2.1 万个第三方合作伙伴加入企业微信生态，企业微信能非常快速地基于“大公司”对话的不同议题进行灵活能能力输出；
比如，在疫情期间企业微信就紧急开放了7 大能力，包括群直播、健康上报、收集表、在线问诊、在线会议支持300人、紧急通知支持1000人。以 2 月 3 日复工首日数据为例：
截至当日下午6点，使用量就达到了去年同期的三倍；数千万用户使用企业微信远程办公，几十万场会议同时在企业微信召开。
另一方面，微信小程序出海数量已经比去年涨5 倍，微信支付已在超过60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发展了近 1000 家合作机构，成为了大量用户的“小公司”。无论是培训推广难度，还是沟通效率，都有着极大的优势。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都在进行办公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具备更强的社会化服务能力，更强的沉淀用户画像、行为轨迹等数据能力的企业微信，成为了联合国的选择。
当然，在前端的腾讯会议、企业微信之外，腾讯其实还在后端能力上针对会议场景有了深厚积淀。比如在上文提到的2019Q4 及全年全年业绩报告线上发布会，就开创了全球首个上市公司财报发布使用在线 AI 同传的先河；
背后依赖的，就是2018 年以来为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等100多场高级别国际会议提供同传服务，并为联合国文件署、CCTV等机构及微信等产品提供定制化翻译服务的腾讯同传。
而目前腾讯云目前在全球25 个地理区域、运营着 53 个可用区。2018 年时，腾讯云在境外开放了 8 个可用区，平均每一个半月开一个可用区，是开服速度最快的云厂商，通过在游戏、音视频、电商、教育、工具、零售、旅游、金融等领域的成熟解决方案，已在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地区均有落地案例。
合作公布后，UN75的筹备工作秘书长特别顾问法布里齐奥·霍克希尔德表示：
“腾讯所提供的视频会议服务和对话交流平台将极大地帮助我们触及到全球更多参与者，而腾讯的技术和全球影响力对于扩展我们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其中提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腾讯的技术和全球影响力”。这看起来是一个似乎可以套在不少中国互联网企业身上的概念，但背后其实有着联合国基于其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
立足于互联网商业报道的语境之中，“技术”可能更多体现为 to C 精准的推荐算法、to B 完善的广告服务管理平台。但在联合国的语境之中，则更多体现为是否能提升全人类福祉。
2018 年初提出“科技向善”后，腾讯在去年 11 月 11 日的 21 周年纪念日正式将“用户为本，科技向善”定为新的使命和愿景。可以说，这两年以来的绝大部分动作，都暗合这一愿景的变化。
腾讯非常重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长期投入，目前已经与牛津大学在量子计算、计算机视觉等学科开展长合作，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腾讯AI Lab 与英国领先的学术与教育出版集团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自然科研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腾讯公司还在2017 年 11 月与全球顶尖的科学、教育及专业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推进基础科学发展基础上，连接科学与大众，让更多人了解前沿的科学突破与趋势，同时共同促进产学研一体化，让科技成果更快地投入到实体经济中，解决现实问题。
正如我在上文提到，腾讯与联合国的合作本质上是一次双向选择，这必然建立在“三观合”这一基础之上。所以，在技术层面的“价值观”契合之外，必然还有与“人生观”的匹配。
正如2018 年那部《头号玩家》以超过 200 个彩蛋让不少玩家潸然泪下，优秀的游戏能为玩家带来的远不只是消遣，更是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未来，适应科技汹涌而来的未来的最佳工具。
而在“人生观”的层面上，腾讯作为一家以社交和娱乐起家的企业，正逐渐展现出新一阶段的思考：游戏不仅是连接全世界最好的纽带，更是与年轻一代的对话的媒介。
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内容、新文创等产品，提升更多国家内容数字化生产、消费、保护水平。
比如，去年6 月，腾讯视频海外版 wetv 便是开始陆续登陆泰国、印尼、印度、菲律宾等国家；12 月 5 日腾讯众创空间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宣布将打造数字内容交流平台；
在与英国国际贸易部和推动数字文创一揽子项目之外；腾讯先后发布全球数字文博开放计划，助力巴西国博数字化重建，并与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战略合作，在数字博物馆方面走到了前面。
这一切，使得腾讯有了触达最广泛的全球民意的基础。
正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倡导自由竞争，最终出现经济危机；凯恩斯的宏观干预，却把经济推向了“滞胀”。“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总是交替着，在全球的大船偏离航道时指引方向。
不少人希望“重启”的 2020 的确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但对于全球新一轮的不确定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对于越来越多亟待伸出的“看得见的手”，我们还需要更多腾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