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湖南省民政厅批复同意将长沙县跳马镇调入长沙市雨花区。此次调整后，长沙市雨花区下辖12个街道，多了跳马一个镇，总面积达到292.2平方千米。

这次调整距离长沙市雨花区1996年建区，已经过去近20年了。

这一年，雨花区经济总量刚好突破了1000亿元的大关。仅仅五年后，雨花区2019年经济总量翻了一个倍，突破了2000亿元。

从2012年到2022年，长沙市雨花区以非沿海市城区的身份迈入了全国地级市城区前十，位列第九，在所有中西部省份中排名第一位。

总结长沙市雨花区这些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将目光落在一条河、一个村以及一座市场上。

一条市内河的前生今世

长沙市雨花区境内，有着长沙市唯一的一条市内河，叫圭塘河。圭塘河南起跳马镇石燕湖水库，向北汇入浏阳河。

早年间的时候，圭塘河确实是一条河，老一辈人回忆，河水清澈可饮，岸边绿草青青，住在岸边小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小竹篓来这里摸鱼捉虾。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长沙城市化进程加速，圭塘河大量支流沟渠被填埋用于城市化建设，相关自然生态被耕地所取代，一系列变故导致圭塘河的调蓄能力大幅度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圭塘河的防洪灌溉功能，长沙市开启了河流“裁弯取直”工程。圭塘河被改成了一条“直道”，长度缩减了3公里。

这缩减的距离，固然让水流速度加快，提高了河流的泄洪能力，但同时也让河流处于“非自然”状态，自我调节能力降到历史最低点。

2000年开始，圭塘河岸旁遍布各类小作坊、小化工厂，一百多个排水口直对着往日清澈的圭塘河。离开工厂区，岸边也被屠宰摊位和农贸市场所占据，河流成为天然的垃圾处理场，苍蝇嗡叫，恶臭驱人。

等到附近居民都感觉到问题时，河里的水已变得浑浊不堪，菜农面对舀上来各种颜色的河水曾对前来采访的长沙晚报记者说：“这样的水浇出的菜，我不敢卖”。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开始邀请专家为圭塘河会诊。从1999年开始，长沙市、雨花区两级财政先后投入80余亿元，用于圭塘河的截污治污、拆违控违、绿化建设，但刚开始的成效并不明显。

原因有二，一是之前统筹执行经验相对有所欠缺，对河流治理处在各自为战的情况，缺乏统一调度。导致找问题能力弱，执行力度轻。第二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问题。现在是出了问题再“花钱治理”，但河流生态维护是个长远工程，今天花了几十亿，下次又坏了怎么办呢？

2016年，长沙市雨花区成立“圭塘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圭塘河治理问题实现归口统筹后得到有效解决。上百家沿河排污的企业被关停，119个排水口实现截污，清淤工作由于有了统一管理成为了常态化工作。持续至今，政府已经累积从圭塘河外运淤泥总量20万方，大大提升了河道防洪排涝能力。

问题不难解决，难得是算好这笔经济账。以排水口截污为例，想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成对沿线119个排口的智能化改造，还要搭配建设截污井，增设截流管、化粪池，配合管道清淤疏通。河流缺水，需要建设水泵站提水；河流净化能力差，需要打造人工湿地来帮助河流生态恢复。而这些背后，每一笔都是钱。

等于说，圭塘河要真正治理好，要通渠的有两条河。一条是青山绿水的生态河，一条是长久造福一方的经济河。

长沙市雨花区开始探索“建-融-管-还”开发模式，与社会资本合作，通过环境治理带动周边土地的升值，促进圭塘河沿线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由“花钱治水”转向“治水生钱”。

石燕湖区域的上游部分构建洪水调蓄空间、连通池塘网络、开发旅游相关项目。

上游所在的石燕湖村通过区政府的引导开始开发民宿项目，青山绿水间一栋栋由居民房改造的民宿拔地而起，民宿转由专业机构打理，每年能给村民带来租金十几万。石燕湖这个小村庄也由此成为了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城市所在的中游区域负责污染调控、并创新性的融合部分城市功能。

笔直的河道首先被改造，使其恢复到历史上自然蜿蜒的河道形态，并在上面建立生态公园。2021年7月，圭塘河井塘段城市双修及海绵示范公园开门迎客。

所谓“海绵”就是让城市像海绵那样会“呼吸”，下雨时可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再将所蓄的水释放、利用。这座公园地表上是沿河建设的人文公园，供市民游客休闲娱乐，地表下是用公园的生态系统对圭塘河河水截污净化的生态滤池。

下游的浏阳河区域，则在河流自我净化能力大幅度修复后，只需专注应对沉积物的管理。

根据飞梦雨花报道，整套项目前期总投资14.8亿元，由政府牵头出资7000万，其余由社会资本筹措，通过15年运营期的包干收益冲抵，减少财政直接投入14亿元。

沿岸的产业既包含步行公园、共享图书馆等公益项目，也在其中穿插有滨水商业街、商业酒店等产业，这些都可通过租赁与运营创造收入，实现以园养园的效果。

2020年圭塘河年均水质达Ⅲ类标准，达到了监测记录以来最好的水平。并且无论是河流还是地表生态以及产业，都还在持续朝共赢共生的更好方向发展。

一个小村的奋斗史

湖南有个红星村，三十年前，这里名不见经传，地少田薄，是个穷村。

三十年后，很多湖南人可能还是不知道红星村，但一定知道，长沙有个红星大市场。这是个“村办企业”，但同时这也是个资产超百亿的现代集团。

刚起步的红星村，存在没人、没钱、没技术以及第二产业不适应发展等诸多问题，交通身处内陆也不是很便利。但好在那是90年代，只要有思路，遍地是黄金。

村干部带头前往沿海地区考察先进经验，回来后在长沙市雨花区政府的支持下，做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收回土地、集体筹资、银行贷款。

思路也很明确，要做大市场。彼时改革的春风刚刚吹到内陆，市民对于商品交易有着极为强烈的需求。市民需要商户更为集中的市场，商家也希望有人流量更大的区域。

1995年开始，长沙不少马路街边已经出现由几个档口支棱开的农贸市场，并且摊位越聚集，客流量越盛。只是这种档口，随意搭建，侵占公路又缺乏管理，对于交通和城市卫生问题都造成了极大的干扰。

这种背景下，1997年，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成立。这个最初也是一个路边小型农贸市场的交易市场，最早开在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当时也属于长沙市的城郊。

商户吸引客流，客流带动更多的商户入驻，规模效应发挥作用，红星大市场的名气逐渐开始在周边打响。

只是这时候，他们也遇上了规范化的问题。市场如果一直处在档口阶段，无法规模化管理，既是经营者面临的困难，迟早也会成为城市发展的痛点。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主动联系上了红星大市场的负责人，当时的背景是长株潭一体化持续在推进，而位于中意一路的红星大市场刚好处在其中轴位置。人民需要大市场，因此对红星大市场，区政府采取了引导协助的方式进行管理，以先进经营理念帮助红星实业更好的进行发展。

对于红星实业而言，理念与发展的思路恰恰是最宝贵的。红星村从无到有，依靠的就是这个。

1999年，为促进农产品交易与推广，在长沙市雨花区政府的协助下，红星首届农博会拉开序幕。

16年后，当已经成为中部排名第一的农副产品综合集群交易市场的红星大市场准备外迁选址时，又一次把目光选在了长沙市雨花区。时任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副总经理的周健在接受网易采访时表示：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感恩长沙市雨花区政府和雨花区人民群众对红星的关心。不管是对红星市场前期的建设还是后续的运营，长沙市雨花区政府都积极帮忙对接、指导。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举办第一届农博会时，为了帮助红星把农博会办好，长沙市雨花区政府所有部门都亲自参与，这才有了之后一年一届的农博会”

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步步高、德思勤、复地星光天地等商业广场的不断进驻，加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共同汇聚于此。

2006年，探索了20年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红星村，正式成立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体村民成为实业集团的股民。

红星实业在先进经营理念的指引下，不再局限于农贸市场与家居市场的建设，而是以市场为核心，围绕市场内的商户需求发展新的业务板块。

最初，红星实业在市场周边建设商业大楼，投入酒店产业，满足办公与住宿需求。到后来，商户需要配送、运输，红星成立冷链企业；商户需要对市场商铺进行改造，红星旗下有建筑公司。更细分，还有对应的会展公司，农产品加工公司，针对商户的金融服务公司。

红星的经营理念是，把市场打造成一个闭环，商户在里面所有的需求都能被得到满足。

并且服务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电商时代下，红星同步了直播的教学服务；疫情下号召地摊经济，在另一片街区，红星街区成为了不卖水果卖夜宵的市井长巷。

抖音直播间定位在红星水果大市场，基本每家每户都在直播卖水果。商户一面和线下顾客交易，一面盯着直播画面和直播间观众互动，表示线上和大市场批发一个价，一有顾客下单，现场就开始打包。

2021年1月，红星全球农批中心一期项目水果大市场开业，一年多来总交易量达450万吨，交易额近500亿元，在全国同类市场综合交易量排名第四。

2022年8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的公示》，红星街区入选。这意味着以农贸市场起家的红星市场，在夜晚成为了“夜长沙”的另一张名片。

一座市场的变迁

2020年红星大市场搬迁至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规模扩建三倍打造全球性的农副产品采购中心。而此时长沙的另一座知名市场也在走向转型。

买水果去红星，买百货在高桥，在老一辈长沙人心中，高桥是比红星更为熟悉的一个百货市场，过年前去趟高桥，是老长沙的传统。价格便宜是它最大的标签，但也仅此而已了。

因为紧跟着的第二印象就是配套老旧，交通拥堵，地方脏乱差，便宜是便宜，假货却也多。

尤其是在电商时代下，批发商城中的代理商是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一批人。时代的滚滚车轮，即将从被淘汰的旧事物身上碾过。

但有人把它挡住了。

从2014年开始，在长沙市雨花区政府的引导下，高桥开始谋划转型升级，并给身处内陆腹地的高桥大市场，设立了一个“国际高桥·世界商港”的战略目标。

高桥所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的价值应当体现在何处？

对比义乌、广州等地的批发市场，高桥大市场作为流通型市场，产业属性较弱。作为交易的中间环节，商品市场要如何体现自己价值，并得以发展？

在长沙市雨花区政府的指引下，高桥把“外贸服务”作为转型以及价值实现的突破口。

据长沙晚报报道显示，2015年8月，长沙市政府印发了《湖南高桥大市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方案》，明确长沙市以湖南高桥大市场为基础，申报和实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在战略层面为高桥大市场外贸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沙市雨花区政府第一时间成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驻点高桥大市场，指导外贸发展业务。同一时间，海关、商检、外汇、商贸、旅游等部门入驻高桥大市场，为市场开展外贸业务提供一站式通关服务。

想要打造一个对外贸易的市场，需要的是一个被改良得更适合的营商环境，让各国各地的资源，人才纷纷涌入在此，互相交换。

以高桥市场的规模，对内贸易尚能吆喝，22年前，正是一群从长沙下河街搬出的老板，听着宣传，带着资本，来到了高桥，创造了“人往高处走，财往高桥流”的财富神话。

但对外贸易，高桥市场所能做到的更多是配合，长沙市雨花区政府反倒是成为了主导推动者。

一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提供教育培训，不断加强商户对外贸易实力。2022年长沙市雨花区出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其使用办法。其中，对企业扩大对外贸易规模、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实行跨境电商发展、推动外贸人才培训等方面，都给予了一揽子支持。

另一方面是为平台牵线辖内外贸企业。为企业做好政策宣讲、通关、出口信保等业务对接服务，为企业和银行搭建沟通桥梁，结合当前外贸和改革新形势，组建专业外贸培训班进行讲课。

2018年，条件日益成熟的高桥大市场获批成为中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市场，中非经贸合作创新示范园和湖南出口产品集聚区被建成。并于次年，开展中非经贸博览会，入驻了中非贸易企业、龙头商户200家。

2020年9月，湖南自贸试验区获批。高桥大市场再度成为了国家制度的试验点，一旦成功，高桥模式将迅速推广向全国的大市场，开始向国际化贸易市场转型。

据飞梦雨花统计，目前在示范园带动下，高桥版块累计新增市场主体达到1932家，其中企业866家，并有11家外资企业。2022年上半年，高桥版块市场主体再增加425家，其中新增企业主体270家，同比增长29%。

2021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27.75亿元、增长100%，其中对非贸易7.7亿元、增长24倍。2022年1-6月，实现进出口贸易额56亿元，同比增长190%，其中市场采购贸易出口放行金额40亿元，增长118.6%，中非贸易额达到12亿元，同比增长92倍。

尾声

时间回到2012年。

此时，圭塘河的河水治理问题得到了重视，但两级财政拨款数十亿后，河面的治理情况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与此同时，花费颇多的河流治理也成为了民众心中的一根刺：绿水青山的代价会不会也太大了？

红星村升级成红星实业才6年，红星对于从村庄管理变成企业运营，尚且处在摸索。大家心中都有一个疑惑：一个市场的生意究竟能做到多大？彼时大家都在谈论信息高速公路，上1688一个搜索就能找到全国的批发货源，市场在未来是否会被抛弃？

高桥大市场的国际贸易计划只敢自己酝酿，压根不敢公之于众。当时高桥最大的问题是门店“三合一”，一个店铺，又当门店，又当住所，又当仓库。货物堆在大街上，环境脏乱差，货物便宜但少不了各种胡乱汉译的所谓“国际大牌”。这个时候说发展国际贸易，商户都会觉得是在开国际玩笑。

十年间，改变了很多。改变到把现在的成果发送到十年前，都会认为是不着边际的玩笑。

圭塘河得到了治理，并且在上面搭建了湿地公园，开发了旅游项目。后续的治理不但没有再掏空财政，反而成为了文旅项目，变成了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

红星村发展成了资产超百亿的现代集团，旗下的红星市场成为中部排名第一的农副产品综合集群交易市场，旗下产业不仅局限于农贸，包含家居、物流、建筑、金融、会展乃至旅游消费。

高桥大市场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以市场主体为载体的自贸试验区，通过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新机制新模式，来“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为人民增福祉”，打造中非经贸合作示范区、引领国内国际商贸双循环。

回首十年，项目的发展也曾遭遇挑战与困难，但都及时得到了区政府的引导与帮助。

地方的发展与稳固，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扶持。长沙市雨花区近些年的发展迅猛，离不开国家对湖南三高四新的要求，当然也源于自身奋力的坚持。

下一个十年，长沙市雨花区将把握资源共享，实现产业整合，用关联和发展的眼光做规划，以百倍的信心做执行，前景必将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来源：松果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