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阻断了回乡路，北上广的年轻人，再一次异乡过年。身在县城的数亿年轻人，却无需经历这般纠结和分离。
过去十年间，年轻人的迁移潮一分为二，一部分涌向大城市，一部分回流小县城。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就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尤其是中国西部省份，人口回流的趋势实际很多回到了县域单元”。统计显示，新增城镇人口中的56%集中在县域，“GDP千亿县”成员也已扩容至38个。
与此同时，互联网服务的上山下乡，制造业流水线的下沉转移等，也助攻了县域就业和消费的双双上行。县域生活便利指数，也向一线城市对齐。美团数据显示，2020年餐饮外卖服务已覆盖全国1727个县域，这些县域人口总量占全国的99.0%以上，即便虎年春节期间，县城外卖依然不打烊。
我们采访了一批回流到小县城的年轻人，发掘了他们与一线年轻人迥然不同的就业理念、生存现状。
在就业端，与大城市迥然不同，学历不再是敲门砖，也不再决定薪酬高低的关键变量，吃苦耐劳的价值更为凸显，不少年轻人的实际收入，甚至可以相望大城市蓝领和白领；而在消费端，县城年轻人大多全款买房，无需背负车贷房贷压力，但他们通常早婚早育，以一己之力养妻育子，经济负担并不算很轻松。
整体而言，他们收支上更为平衡，生活幸福感强，身处熟人社会，与当地环境融合度也更高。
阿旺一直忘不了那位士兵。
可能刚从内地探亲归来，他缺氧反应厉害，摇摇晃晃几乎站不住，挥了挥手示意阿旺停车，“哪里有卖氧气瓶的？”
阿旺一路急赶把他带到药店，士兵要付钱，阿旺婉拒了。
在阿里噶尔县当骑手的阿旺，接到的订单，大概三分之一来自士兵——不看军服，阿旺也能分辨出士兵，他们通常很年轻，二十岁上下，口音各异，脸庞和当地牧民一样黑红，晒伤蜕皮也很常见。冬天时，接过外卖的那双手，通常又干又糙，长满裂口和冻疮。
接餐地点通常是在营地外，偶尔也会在车队，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的年轻士兵们，满身的风霜尘土。
他们订单金额一般较高，阿旺接过的最高一单1200元左右，“可能是聚餐”，东西很多，阿旺会先暂停接单，优先为士兵们配送。
有时候，士兵也会请求骑手们顺便带点日用品，烟、军靴、衣服、擦脸油等等，阿旺会特意绕道到当地的军需劳保店，“我对当兵的很崇拜，他们太苦了”，阿旺说，给他们提供服务，阿旺很有成就感。
春季期间，异乡过年的士兵们不少，而阿旺也不会打烊。
在当骑手之前，摆在藏族小伙儿阿旺面前的选项并不多，到大城市打工，或者在藏区当牧民，这两条路，他都试过。
阿旺出生于藏北高原腹地，家家户户靠养牦牛为生，一路读书，小时候并没有体会过放牧的辛苦。
2014年，阿旺远赴广州读中专。繁华热闹的广州，让阿旺新奇，也让阿旺不适。
后来他在学校安排下，到某五星大饭店后厨帮工。气候不适，薪水也少得不够花，月薪也就三千元左右。离家又太远，从阿里坐火车到广州，要折腾近一个星期。
2017年，在母亲的劝说之下，阿旺回了家乡。
阿旺不是孤例。不同于一二线年轻人普遍晚婚晚育，县城年轻人早婚早育是常态。民政部的统计显示，中小城市和县乡人口的平均婚龄，比一线城市低了三岁左右。
虽然阿旺家里也养了七八十头牦牛，估值不菲。但藏族人反对杀生，因此，牦牛更像是“固定资产”，能变现的钱相当有限。而且，养牦牛还要不停迁徙，一年要辗转数次，阿旺不想让自己的小孩这么辛苦。
留在牧区，还意味着孩子上学之后，就要和父母常年分离——阿旺小时候，曾在离家数百公里之外的县城小学求学，当时道路不好，经常好几个月才能回牧区和父母团聚。
左右权衡之下，到区县里工作，算是最优选项。
一方面，噶尔县平均海拔4350米左右，劳动报酬包含了“高海拔溢价”，收入水平较高。比如当地美团骑手的月收入，就要比海拔较低的拉萨，高上一两千元。
另一方面，阿里地区大部分吃穿日用依赖于外部输入，交通不便，成本高昂——在四川一碗7块钱的米线，在这里要卖20元，高消费水平，也反向拉动了高收入。
2020年初，阿旺入职美团，成为了一名骑手。如今，仅在噶尔县美团配送站，就有90多个骑手，三分之一是本地藏民。
外地骑手们远道而来，通常是看中了这里的高薪。阿旺同事喻宏伟离开老家绵阳，是因为当地人月均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在阿里当骑手后，他的收入翻了两三倍，“不用愁房贷了”。
月入过万的阿旺，如今也可以轻松养全家，每月还能攒下两三千或者三四千元。
阿旺最满足的是，还能常年和妻子儿女厮守，除了几个小时的送餐高峰期之外，他每天都能回家逗弄儿女，一起喝酥油茶，吃糌粑，其乐融融。
虎年春节，阿旺依然打算在岗接单——公司的过年红包，加上各种接单翻倍奖励，“可能有近2000元的额外收入”，而且，过年期间，单量并不多，工作量也轻松了不少，“活儿又少，钱又多”，阿旺很开心。二
身兼两职的“斜杠”小镇青年杨志，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作为美团配送站站长，他要在线管理100多名骑手，作为小老板，他也要兼顾处理炸鸡店的外卖订单，忙碌却也充实。
杨志从小就有个“当个小老板”的梦想——在他辗转多年，回到家乡后，才得以实现。
父母是农民，小时候住的是茅草屋，“零食从来吃不起”，穷困之下，2008年，15岁的杨志初中毕业，就早早辍了学。
彼时，还挂着“贫困县”的陵水机会有限，他只好远赴海口打工——保洁、前台、工地搬砖等等。
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是高尔夫球场的球童，月薪1200元左右，偶尔有点小费，也是聊胜于无。
对这份工作杨志很珍惜，虽然海口离陵水只有区区200公里，但四年球童生涯中，他只有一年春节回家，“怕丢了工作，不敢请假。”
直到2012年，他才彻底结束了漂泊生涯。
这一年，陵水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正式公布，本地旅游业开始启动，也连带盘活了餐饮、住宿、房地产等行业。
但受限于没文凭没技能，机会并未从天而降。接下来的五六年，杨志依然跌跌撞撞，做过保安，跑过货运，平均月收入也只有两三千元。期间，杨志结婚生子，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而打着三亚后花园的概念，陵水房价也一路高涨，平均达到了三万元左右。杨志还算幸运，家里有自建房，无需高价买房，但装修钱他不知从何筹措。
转机在2018年到来。
当时，陵水出现了新职业——美团外卖骑手。最初，杨志一度半信半疑，觉得“月入一万”的宣传可能是“噱头”，但他决定“赌一把”。
他显然“赌”赢了，当了骑手之后，他月收入平均稳定在八九千元，待到旅游旺季，月入轻松过万元，“跑单第一年，我就赚够了房子的装修钱。”
在外打工多年，杨志一度和家乡有所疏离，当了骑手之后，他每天在外，成为了“社会人”，和家乡的关系越发紧密。
“后来，我们把他因救人耽误的工时都补上了”，杨志说，“虽然我们每周都要培训骑手，要远离危险，但救人救难，我们一直都提倡。”
如今的杨志，当上了站长，管要为骑手分配工作，也要处理意见投诉，劳力少了，操心多了，“大部分骑手都不愿意当站长，觉得太琐碎太麻烦，但我觉得做管理，和人多沟通，自己能力也能更上一层楼。”
做骑手，还让杨志有了“额外收获”——经常和商户们交流，他逐渐洞悉了餐饮行业的门道，还捕捉了一个“商机”。
杨志发现，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游客，都很爱吃炸鸡。但是在美团湾西配送站覆盖的范围内，没有专门的炸鸡店上线，“有需求没供应，开个炸鸡店肯定红火”。
2020年疫情之下，趁着线下餐饮不景气，房租低廉，他盘下了清水湾一家门面，一开业就上线了美团外卖。
当队长、站长时学到的“管理知识”，也被应用到了管店，“过去骑手和客人发生纠纷，大多是因为态度不好，所以我就要求员工态度好，好评多，外卖单量才能上去”。
如今，杨志炸鸡店的日均营业额轻松过千元，外卖占比高达六成左右。他也不再到外跑单，专职担任配送站站长，也有闲暇帮助妻子管理炸鸡店。
春节临近，陵水每年的旅游高峰也将同步而至，餐饮外卖都将进入旺季，杨志和妻子只打算休息两天，然后就会加倍忙碌起来，“十年前在外打工，又忙又累又挣不到钱。现在也很忙，但能搞到钱，还能一家人团圆，还有啥不满足的？！”
与很多辗转于大城市，一直攒不到钱的县城年轻人不同，于琪曾有过高光时刻。
20岁左右时，他和四位伙伴在哈尔滨当小包工头，一年净利润100万。
正当他志得意满之际，房地产行业却逐渐风头不再，机会大幅缩减，赚钱的好时光一闪而过。
于琪并非个例——整个建筑行业人员规模，自2017年，就开始掉头向下，仅2020年就同比减少了200万人。
包工头生意难以为继后，于琪和身为独生子女的妻子，一起回到了后者的老家抚远——一个“从东头能看到西头，从南头看到北头”的五线小城。
但抚远这个地方，虽然就业岗位看似不少，对口机会却罕见。
就连大学毕业生也不好就业——妻子读大学选了俄语专业，最初是考虑到好就业。抚远和俄罗斯就隔了一个口岸，2014年以前，每年都有不少俄罗斯人，络绎不绝来到抚远旅游，当地甚至还有不少商店，仅对俄罗斯人开放。
2014年底，卢布贬值之后，过关旅游的俄罗斯人明显减少，妻子的大学学历，一时也无“用武之地”。两人一度去亲戚饭店帮工，但包吃包住后，一年也只能落下两三万元净收入。
婚后不久，妻子很快怀孕，开始全职在家，一个人养家的于琪，越来越为生计发愁，“抚远人以旅游、打渔、种地为主，咱也没什么特殊技能。”
百无聊赖之际，于琪听闻，当地美团配送站在招聘骑手，他决定放手一试。最初，他担心自己能不能干好，“虽说抚远地方不大，但每个小区、街道包括单元门都要记住，我又不是本地的，挺懵的。”
仅仅一个月后，于琪就逐渐适应了，一个月休2天，收入徘徊在7000元—1万元不等，远高于当地平均三四千元的人均月薪。
在疫情期间，于琪也意外发现，骑手这份工作比较稳定。很多行业不好干了，于琪的新同事，不少也从厨师等行业转道而来，“以前当厨师月收入有五六千，但是准点上下班很受拘束，转做骑手后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
当骑手，也让于琪这位原来的“异乡人”，成为了县里的“社交达人”，真正融入了本地，“到处都是熟人。”
他也无需像一二线年轻人挤地铁挤公交忍受拥堵，于琪家里距离站点只有几百米，“溜达几分钟就到了”。
不跑单的时候，他会经常来站点坐坐，“我们团队像个大家庭，经常会给我们订蛋糕、水果，处得特别好，我都习惯了，天天就像回家报道似的。”
临近春节，站点也比平时热闹了不少，如同往年一样，又给骑手发放了米面粮油水果罐头等年货。
如今的于琪，虽然没回到“一年挣20万”的风光时刻，但对当下的生活很满足，“我也有朋友在大城市打工，可能挣得要多一些，但消费也高啊，一年算下来，攒不了几个钱，而且老婆孩子要跟着受苦受累，挺不容易。”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十几岁时，方平的梦想，是去大城市闯荡一番。他先后辗转于青岛、上海等，干过餐饮主管，做过汽车美容，漂泊多年，却发现大城市钱难赚，留不住。
2018年，适逢前女友要到上海实习。方平顺水推舟，也陪着女友到了上海，“想着看是不是能在上海留下来”。
但现实很快给了方平一锤重击。
初中毕业的低学历，在上海很难找到高薪好工作。在餐厅当领班，但月薪满打满算也就4000元左右。
方平一度打算和女友一块租房，结果找到中介一问，发现掏出全部月薪也就能租个单间，租不起的房子，当然更买不起。
偶尔和女友打个牙祭，一顿至少也要花费两三百元，“钱一点儿都不够花”。
捉襟见肘之下，两人摩操不断，最终分手，“经济原因占了很大一部分，那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挣钱太重要了”。
在上海呆了一年多，方平就心灰意冷，打算离开。
2019年，在和朋友闲谈期间，他偶然听说，漠河那边收入比较高，就心动了。
漠河收入的上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旅游带动。作为中国最北端的县级市，漠河手握垄断性旅游资源，是中国唯一能看观测到北极光的地方。
刚当骑手时，方平内心有些忐忑，“虽然是东北人，但零下四五十度的低温，我真的还没体验过，怕自己受不了”。
2019年底，他入职美团时，恰逢漠河的极端“寒冬”，方平意外发现“自己还受得住”——美团外卖车辆是带有玻璃外壳的封闭三轮车，“公司很贴心，这个车能挡风能保暖，不会觉得很冷”，如今，当骑手到第三年，他还准备长期干下去。
月入八千元以上，“是我打工这么多年，收入最高最稳定的一份工作，也是我干得最长久的一份工作”——在漠河本地，干餐饮干服务员，工资也就2500元-3000元左右。
尽管如此，身为站长，他想在本地招揽骑手，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嫌弃当骑手累又冷。况且，本地人大部分都有铁饭碗，漠河房价又低，也就两三千元，经济压力很小”。
但方平不一样，他很珍惜这份工作机会——疫情冲击波之下，漠河这两年的旅游经济受到重创，不少行业收入锐减了一大半，但作为刚需的外卖，却没有受到影响。
这个春节，方平的大多数同事，依然不会打烊——春节期间，接单会有额外的奖励，单均收入翻番。
当东极抚远的第一缕阳光破晓而出时，位于西部的阿里地区，还在沉沉黑暗中熟睡；当陵水的杨志在高温下挥汗如雨时，漠河的江平可能正在寒风暴雪中艰难跋涉，他们都在县城里找到了自己的“安稳和幸福”，以及“诗歌与远方”。
无论东南西北，县域经济都在同向而行，加速潮动——中国城镇化大潮的推动，与中国企业自发的下沉，交汇于此，双向拉动了县域经济的上行，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
外卖水平也与县域经济呈现正向共振关系，美团数据显示，2019-2020年，县域餐饮外卖消费额的增长率，比全国高出8%，比同省内的市辖区平均高出17%。
今年春节期间，还有六成骑手不打烊，一边就地接单，一边安心过年，他们将拿到美团外卖发放的5.5亿元补贴，吃上免费年夜饭、收到新春礼盒等。
这个春节，不打烊的杨志、阿旺、江平、于琪，依然会为陵水的游客、阿里的士兵，漠河抚远的老铁，送上美食和慰藉。（方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