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女性科技走过的印迹，我们已经领略过非洲与印度在贫瘠土壤下，不平等的发展与点亮的科技荧光，也去过科技与女性权益都非常先进与发达的北欧。这一站，我们选择来到东亚日韩地区，看看在这些东亚科技较为发达的国家中，女性的生存环境与创新技术生态孕育出的女性科技样貌。
举国之力的政策支持与引导，为日韩两国的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沃土，助力其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日韩的电子、机电、半导体、化工、材料、信息通信等领域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拥有松下、索尼、雅虎、东芝、三星、LG电子等全球知名品牌。
教育方面，日韩的高等教育占比也名列前排，据OECD世界经合组织2020年的调查统计，在韩国25到34岁之间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达69.6%，排名世界第一。日本25到34岁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60.7%，排名世界第四，而排名第三的加拿大25至34岁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61.8%，爱尔兰25岁至34岁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55.2%，中国的数据仅为14%，排名在四十名之外。
日韩在教育普及方面远比西方国家更为先进。这一点我们在影视剧中也多有体会，日韩剧中的学生永远在学习、补习、考试的路上，内卷到上天。在基础教育方面，日韩男女受教育水平差不多。
OECD世界经合组织数据，2017年日本60%的25-34岁年轻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年轻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略高于年轻男性，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2%和59%。在高等教育中女性的占比已经微幅度的超出男性，这也意味着女性在基础教育方面也是没有被落下才能取得这样高占比的数据。但进入到高等教育中，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领域中男女性别占比差距较大。日本内阁府的 2017 年性别平等白皮书报告称，只有 10.2% 的工程研究人员是女性，科学占14.2%。在所有领域，日本研究人员中只有 15.3% 是女性——大约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比例的一半。
日韩在高等教育普及的当下，女性在科技研究领域的身影比较少见。在科技与教育都比较发达强盛的日韩，这里的女性并没有充分的参与科技与展现创造力，在社会文化背景的规训，被各种不平等的规则压制。
日韩科技女性神隐去哪了？
在日韩地区的女性，虽然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中可以平等的接受教育，但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性别规训，依然束缚着她们追求科技之梦。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1年发布了一项对全球各国男女平等程度进行排名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报告显示在156个国家当中，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垫底的存在，排名120位，而韩国排名102名，也在差生的行列中。日本在2017年排名114，2018年略有上升，为110位，而2019后滑落至121位，在发达国家中开始进入倒数。
日韩文化中，女性都被作为附庸的存在看待。日本社会以工作为先、以企业为中心，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情结厚重。女性被认为温柔贤惠最重要，最好在家相夫教子、照顾家庭。这种社会观念的规训与企业的差别对待选择，让很多女性在职场生存困难。
2019年日本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显示，女性在全体就业者中占45％，以雇佣形式来看，女性的非正式雇佣（兼职等）占比为55%，而男性则为23%。虽然就业率的数据看起来较高，但就业率并不能完全勾勒出日本女性的整体就业情况。在参加就业的女性当中，大多是兼职或临时工，而这些工作并不能为女性提供公平的薪资或社会保障福利。这一暗淡的职业前景，让女性更容易退出职场回到家庭，更不用说进入需要长期学习和相对高端的科技领域类职场。
从职业类别来看，如信息服务行业，女性的比例仅为25％。熟悉业界动向的行业内人士表示，“IT行业需要处理系统故障等，容易经常加班，一直是以男性为主的行业”。这类科技企业也以性别属性将女性拒之门外，加剧了女性的职场困境。
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毕业就结婚、结婚就辞职的现象仍然存在。日语中有一个叫“寿退社”的词，特指女性就业过程中代表性的“结婚就辞职”现象。这也不断打击企业雇佣女性的意识。
而韩国女性，就业率相较日本高一些，据韩国《亚洲日报》2019年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就业率为50.7%，较男性（69.8%）低19.1个百分点。但婚育后，她们通常因承担更多的生育及照料责任，在事业职业上升期中断就业。以2019年韩国女性政策研究所的调查结果为例，有高达82.2%在职女性在孩子出生后，自愿或被迫选择回归家庭。韩国女性就业曲线基本呈“M”型，在29岁前一直居于高位，但从进入30岁之后开始大幅下降（回归家庭与生育），45岁后出现反弹，进入50岁之后又重新下降。
因为婚姻与生育的影响，韩国职场女性的地位与日本相似。同样的社会文化背景，日韩都存在女性职场歧视、同工不同酬、女性育儿压力等问题，成为女性就业与参与科技创新的绊脚石。日韩女性的职场环境艰难，压缩了女性在科技领域施展才华的天地。
事实上即使女性从事科技工作，也更容易遭遇到消极情绪和对待，从而过早地退出科技领域。韩国一位在金融领域的创始人Jihae Jenna Lee，她遇到了与男性员工相处的挑战。有一位高级经理人很难接受自己的老板是女性，就职三个月后就离开了。Jihae Jenna Lee说道：“韩国的许多男性都不习惯看到女性掌权，他们不习惯女性拥有决策权，也不习惯与女性建立合伙人关系。他们一生可能也就见过一位女性高管，男性并没有将我放在与他们平等的位置上。”
创立环保类企业Energy Nomad的朴惠琳来说，她所经历的更极端。因为从事的是环保节能的产品制造业，这是一个女性格外稀缺的领域，在产品下线制造的关键过程中，她的男性合作伙伴都离开了。年轻的她管理着十三名比她年长的男性团队，这种情况让她感到不安，也有些孤立无援。但在这个过程中，她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没有任何可以学习或者依照的榜样或者是女性领导者。
因为标签化的刻板印象，温柔贤惠是日韩社会认为女性该有的模样。女性职场的生命周期对于男性与企业来说短暂，相对来说也不会有好的栽培和晋升机会，职场的性别倾斜、性骚扰、潜规则倾轧时常存在。此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调查显示，28.7%的女职员曾遭遇性骚扰。而韩国因为职场霸凌现象严重，直接将职场霸凌立法禁止，这一项立法规定也在2019年开始实施。这些职场环境让高学历教育背景下的女性更多的神隐到家庭中。
这些因素都成为压制女性成长与创新的压力。
消费与科技背后的女性势能
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创新与成长环境被抑制，参与其中贡献力量的女性不被看见，那么，女性对于科技领域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吗？事实上，我们发现日韩的科技比想象中更需要女性去赋能。
1.女性消费不断刺激与带动科技发展。日韩因为女性在家庭中主内的原因，主要的消费决策都是由女性决定。据日本某网站调查显示，总消费决策中的80％是由女性做出的。日韩家庭通常是由妻子掌控钱包，丈夫的工资全额交给妻子管理。女性在家庭中对消费电子、5G， VR综艺，音乐手机，游戏等的消费，间接也带动了科技产品的消费，对于女性消费品心理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女性参与。
2.老龄化，需要更多劳动力。日韩都是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国家，劳动力缺口大，令经济和社会福利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作为促进女性就业及老龄化对策的有效方式，政府也积极鼓励女性参与全产业的就业。
3.日韩自身的科技突破，包括重型科技领域，半导体芯片、存储、材料，也包括消费硬件、生物科技、游戏娱乐文化，都需要更多元的智慧。比如著名的动物森友会、旅行青蛙，都是女游戏制作人。韩国的5G、VR在真人秀等的应用，需要考虑女性观众的想法等，在这些领域内，女性的参与与思考对于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无论是从消费背后的势能释放，还是科技领域内，日益需要多元丰富的智慧，日韩科技产业和科技生活都需要更多女性力量去参与。
科创浪潮变化中的微光
日韩女性如何在这种逼仄的环境下使用数字技术与政策，参与科技与创业创新？
兼顾工作与生活的选项让女性在面临真实的职场环境，成为一厢情愿的奢望。尽管政府大力推进女性就业，但如何切实有效地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真正让女性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庭，对于现在的日韩地区社会来说依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1.科技政策鼓励女性就业、创业。日本政府将“让女性兼顾工作与生活”写入2015年11月制定的一项紧急对策中。在家庭福利政策方面也在不断完善与调整，特别是对“孕哺”两期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保障、服务设施建设与配给等。而韩国政府在2019年拨款4.7亿美元用于支持由女性创立并经营的企业，这一金额是2015年的18倍之多。除此之外，公共机构还留出了76亿美元预算，用于从女性创业者的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
2.不断加强与促进科技STEM教育与人才培养。在教育培训领域，日本将编程教育设为必修课程，“超级科学高中”和“全球科学校园”相关项目也在持续推进中。各学会、协会在国内女性STEM人才与发展方面不断推动全社会消除性别歧视、丰富女性科技专项资助与培养计划、优化教育内容与方式、倡导“生育女性回归计划”，帮助其重返科研岗位。在强化研究能力方面，尤其注重对博士人才的支持与培养，鼓励女性研究者作出贡献。日本政府计划拨发10万亿日元的大学专项资金，用于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日本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
3.在企业大平台创新，鲜有创业。日韩特大型企业巨头对技术、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使得日韩具有很好的科技创新大企业平台，但缺乏科技初创企业的诞生。大多数优秀的年轻人会选择进入大公司而不是选择创业。据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有超过12%的韩国职场女性参与创办或管理新公司（经营年限不超过三年半），相比两年前的5%，这一比例可大幅增加。日本只有4%的女性选择自己创立公司。
女性创新与创业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科技、互联网、制造业、快消、医疗、金融、教培等领域，不过参与的程度都不深。对于前沿高精深的科研领域，企业会将培训与晋升的机会留给男性为主。我们在搜索相关的资料也会发现，日韩女性在科技领域创业创新的资料也比较少，一方面是日韩的科技领域的创新多以大公司为主，大公司的女性本身较少参与，再者就是女性在科技领域被曝光的几率也比较少，参与了但没有被看见。
这种工作环境与企业文化也推动了一些女性走出企业，开始了自主创业。Jihae Jenna Lee在华尔街工作了十多年之后回到了韩国，并在2015年创立了AIM，为客户提供金融投资建议。她和六名员工一起管理着来自4200名投资者的4000万美元资金。
创立环保企业Energy Nomad的朴惠琳，选择的是男性为主的制造业。她的企业生产的是可以在流动的水中获取电能可再生的能源产品，为偏远国家和地区的人带来电能。2018年，Energy Nomad产品销售额达到280万美元，2019年从韩国能源企业SK Innovation获得了16.5万美元融资，Energy Nomad开始向东南亚市场进军。
虽然取得不错的成绩，朴惠琳表示“在男性为主的制造业中，创业其实让人感觉非常孤独，好处在于我可以成为开拓者，让其他女性看到我们也可以这样开拓自己的事业疆土。”28岁的韩国企业家李智香表示，希望社会对于女性的职业诉求会越来越理解，接受度更高。
面临社会中各种有色的眼镜与障碍，走在前列的创业女性无疑面对的压力与挑战更大，不仅要在商海沉浮中竞争，也需要不断面对世俗压力的指点与内心的损耗。
这些从前景黯淡的职场环境中走出去的创业女性，她们积极创业的勇气，能够兼顾工作与家庭的方式，都成为他人的镜子。在完成自我建设与创新创造的过程中成为了榜样，为更多被压抑的女性带来前行的力量，不断激励着后面的女性进击科技领域事业。
曙光中仍需突破的桎梏
科技在时代的浪潮中风起云涌，但东亚的女性在社会的地位变化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大，女性要想在社会中真正地获得认可和立足，参与到科技领域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1.婚姻与生育的母职惩罚，使得女性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劣势。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短期内难以改变。社会约定俗成日韩女性需要承担婚后生育、家务劳动等繁琐事务，难以获得自由与继续教育的机会。职场女性更要承担工作赚钱与养育小孩照顾家庭的双重肩担。进入职场，以及进入需要不断学习的科技领域，晋升与自我再教育、自我投资困难。
2.科技政策目标的设置与落实存在落差。日韩政府对科技领域一直都是非常重视与积极投入，但政策的制定与施行之间存在落差。从日本第五期创新科技的基本计划实施效果总结来看，基本计划设定的一些目标并未如期实现，培养青年研究人员和发挥女性研究人员的作用等指标都没有达成。虽然政策目标设置“高大上”，但具体举措并没有合理跟进与落实。
无论是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训与限制，还是政策施行过程的困难，日韩女性的处境都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社会各类资源的不断帮扶。从文化、教育、宣传以及政策的实施等层面去慢慢瓦解消融厚重的社会文化规训。
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日韩女性在职场与科技领域开始不断打破标签与刻板印象，迎着世俗压力冲破藩篱。有些女性研究员因为家庭与事业的冲突，甚至选择了终身未婚。在窒息的环境中仍然踏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不断为后来的女性打开一扇扇门窗。作为榜样，她力量在一点点消融社会中的有色目光，也在不断影响着后来者，驱动女性不断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松开束缚在女性身上的绑带，拓展女性创新创造的空间与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