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了解硅谷的早期发展史，就绕不开仙童半导体这家公司。在很多人看来，仙童半导体公司的创立正是硅谷诞生的标志。

肖克利将“硅”带到了北加利福尼亚州，也把第一批即将点燃“硅谷之火”的人才带到了这里。而真正创造了硅谷和硅谷文化的却是这些被肖克利称为“八叛逆”的年轻人和他们所创办的仙童半导体。

仙童之于硅谷的意义在于它的开创性。仙童是第一家由风险投资方式创立并成功的硅谷公司，仙童也是第一家向大部分员工发放股权的公司，仙童也是第一家坚持以技术创新来谋求发展的科技公司。仙童为此后的硅谷输出了大量人才，造就了像AMD、英特尔等一批星光熠熠的半导体企业；同时，仙童的创业模式、运营模式，成为此后硅谷公司一再被模仿和复制的硅谷样本，点燃了整个硅谷的创业的燎原之势。

（仙童谱系）

仙童传奇，距离今天已有一个甲子。对于探寻半导体产业突围的我们，不妨再次温故知新，重新回到半导体产业初兴的现场，来审视芯片产业初期的竞争环境和真实生长逻辑。

八叛逆和仙童半导体诞生

1957年9月18日，这个被《纽约时报》称为人类历史上10个最重要的日子的一天里，罗伯特·诺伊斯连同其他七位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同事集体向肖克利递上了辞职信。

肖克利当时大发雷霆，将这八个年轻人痛斥为忘恩负义的“八叛逆”(traitorous eight)。这一“八叛逆”的名号成为硅谷传奇的一部分，“叛逆”也作为硅谷文化被一代代传承。

“八叛逆”分别是：罗伯特·诺依斯（Robert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朱利亚斯·布兰克（Julius Blank）、尤金·克莱纳（Eugene Kleiner）、金·赫尔尼（Jean Hoerni）、杰·拉斯特（Jay Last）、谢尔顿·罗伯茨（Sheldon Roberts）和维克多·格里尼克（Victor Grinich），此后这些名字将和硅谷紧紧相连。

这八个人当中，诺伊斯作为领导者其实是最后一个做出“叛逃”决定的。最初其他七个人决定“叛逃”肖克利实验室之后，克莱纳将一封投资计划书寄到纽约的海登斯通投资银行。幸运的是，这封信交到了银行员工亚瑟·洛克（Arthur Rock）的手里。亚瑟·洛克敏锐地意识到了信中的机遇，他说服老板巴德·科伊尔（Bud Coyle），一起飞到旧金山和这些年轻人碰面。

（亚瑟·洛克，美国风险投资之父）

当两位银行家表示他们应该自己开一家公司之后，询问谁能成为他们的领导、这七个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诺伊斯，众人最后选出罗伯茨去和诺伊斯深谈，经过一夜聊天，罗伯茨说服诺伊斯加入他们，第二天再次去见这两位银行家。

（其中一张签满名字的1美元纸钞，目前被收藏于斯坦福大学）

第二次的会面非常顺利，两位银行家为八位反叛者打动，决定为他们建立公司筹措资金。由于还没有正式协议，亚瑟·洛克拿出10张崭新的一美元钞票，让每个人都在华盛顿头像的周围签上名字。而这份临时协议从此被硅谷铭记。

洛克在寻找投资的过程中经历35次闭门羹后，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仙童照相机与仪器公司的老板，谢尔曼·费尔柴尔德(Sherman Fairchild，仙童就是Fairchild的意译)，并成功说服了费尔柴尔德，拿出150万美元的资金，投资成立仙童半导体。

这笔资金成为硅谷真正意义上的风险投资，洛克与科伊尔成为硅谷最早的风险投资商，协助制定了公司的商业战略，分析融资需求，寻找资金并分享收益。而八位创业者也从中拿到了公司的股份，成为公司的共同所有者。

公司成立不久，凭借费尔柴尔德和IBM的深厚关系和诺伊斯在时任IBM总裁的小沃森前的自信表现，毫无名气的仙童半导体就拿到了IBM的100个硅管的订单。经过八人细致的分工和努力，半年后，仙童将第一批双扩散NPN型硅管如期交付到IBM手中。

虽然此后仙童再也没有拿到IBM的订单（IBM和德州仪器合作，自建了生产线），但这一订单的意义重大。凭借业界最新的双扩散硅管，仙童在当时的半导体行业中确立了领先地位，还获得了持续的订单。到1958年底，仙童的销售额达到50万美元，员工也增加到100人。

可以说，正是当时兴起的风险投资的机制给了这八位除了技术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以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反过来，也正是这些极具野心和反叛精神的年轻人成就了一直延续至今的硅谷的创业传奇。

诺伊斯发明芯片和仙童的崛起

真正让仙童成为半导体行业巨头的，则是被誉为20世纪工业史最伟大发明之一的芯片。

尽管在前一年的1958年，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已经用锗材料制造了第一块混合集成电路，并在1959年1月底就为其申请了专利，但几乎与此同时，诺伊斯也产生了生产芯片的想法。

诺伊斯的设想是基于贝尔实验室公开的扩散工艺和同事金·赫尔尼提出的平面工艺。平面工艺的加入使得诺伊斯的方法比基尔比的方法更为领先，而且可以在硅晶体上实现微型化和规模化量产。

1959年2月，诺伊斯为这一“微型电路”申请专利，到7月份，才为基于平面工艺制造的芯片补充申请了专利。正是由于基尔比和诺伊斯几乎同时发明出芯片，由此引发了德州仪器和仙童两家公司旷日持久的专利权诉讼。一直到1966年双方达成协议，承认对方享有部分芯片发明专利，开始共同对外进行芯片制造的授权，开启了半导体产业的芯片时代。

（罗伯特·诺伊斯）

1960年，在一份研发计划中，仙童公司确定了“微型逻辑电路”的研发方向，以此满足政府在军事和航空航天中对低功耗、小尺寸的芯片的需求。1961年初，仙童的第一个芯片产品面世，售价为120美元，政府成为当时唯一的买家。直到1964年，芯片才应用于民用产品的助听器上面。

尽管当时芯片的成本是分立器件组装的电路成本的10倍，但是诺伊斯开始注意到芯片将取代分立器件成为半导体产业的主流，以及在民用市场的巨大潜力，便坚持推动仙童在芯片开发上面的投入，并率先大幅降低芯片售价。与此同时，诺伊斯在1964年成功说服仙童集团，在中国香港设立仙童的离岸工厂，利用香港丰富的人力资源、低工资和税收优惠，来降低芯片的成本。

正是诺伊斯的努力，使得芯片市场快速扩大，取代了晶体管销售市场。后来摩尔如此评价诺伊斯的贡献，“正是诺伊斯以低价刺激需求，继而扩大产能，降低成本的策略，对于芯片产业的发展，其重要性堪比芯片的发明。”

此后几年，芯片就成为仙童的利润增长点，到1966年的时候，仙童已经是美国第二大半导体公司，仅次于德州仪器。到1968年，仙童半导体的员工已经达到3.2万人，年营业额达到1.3亿美元。

蒲公英终将长成，八叛逆再次“叛逃”

仙童的发展危机，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蕴含。在最初的公司股权协议中，有一项附加条件：如果公司获得成功的话，摄影器材公司将有权以预定的价位在5年内买断创业团队所持有的股份，预订价位是300-500万美元。

也就是在仙童半导体成立两年并盈利之后，仙童集团行使这一期权，回购了仙童半导体所有股份。尽管当时这八位创始人都拿到了25万元的一笔股权回购的巨款，但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对于仙童半导体的控制权，就连担任总经理的诺伊斯也不能在仙童半导体的预算计划、利润分配和员工优先配股权上面说上话。

同时，仙童集团还将仙童半导体的大量利润转移到东岸的其他部门去填补亏空，这些举措既阻碍了仙童半导体的发展，也让员工怨声载道，极大地打击了这些创业者的积极性。

由于一开始仙童对芯片市场前景还抱有怀疑，曾大幅削减芯片开发的预算，因此负责芯片开发的“八叛逆”之一的拉斯特最先选择离开。1961年2月，拉斯特和赫尔尼，连同他们说服的罗伯茨，三人正式离开仙童，创办阿梅尔克（Amelco）公司。“八叛逆”的“叛逃”再次开始。

1962年，同属“八叛逆”的克莱纳也选择离开，成为一名风险投资人。

（诺伊斯和他的团队）

与此同时，仙童的一些管理层和技术人员也纷纷走出，创办自己的公司。拉斯特小组成员的吉姆·霍尔和摩尔的助手斯比特·豪斯创办了Melector，成为仙童的有力竞争对手。1967年，时任总经理的查尔斯·斯波克（Charles Sporck）去了濒临倒闭的美国国家半导体，并将公司从康涅狄格州迁到硅谷，使其重新崛起成为当时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厂商。仙童销售部主任杰里·桑德斯带着七名仙童员工创办AMD，如今也仍然是仅次于英特尔的微处理器企业。

（英特尔三位创始人从左至右为：格鲁夫、诺伊斯、摩尔）

随着仙童人才的流失和经营业绩大幅下滑，1968年诺伊斯和摩尔决心辞职，带着安迪·格鲁夫一起离开仙童，创办了此后大名鼎鼎的英特尔。

再之后，格里尼克和布兰克也先后离开，至此，“八叛逆”都已离开亲手创办的仙童半导体。

仙童半导体的光环随着这些开创者的离开而逐渐消失，到今天仙童半导体几经辗转、易主，已经彻底沦为一家普通的公司。随着2016年被安森美半导体收购之后，世上再无仙童。

不过，仙童半导体所开创的企业模式和八叛逆所引发的创业浪潮，从此在硅谷生根发芽。硅谷之火就此已成燎原之势。

仙童半导体所开创的“硅谷模式”

“当时根本没有办法（白手起家）成立公司，没有风险投资的机制，更不用说风险投资机构。”

后来回忆仙童半导体的成立之时的境况，风头教父阿瑟·洛克如此说道。

所以，仙童半导体的出现既是必然，也有偶然因素。也正是像洛克这样的投资商人的努力和企业家费尔柴尔德的前瞻眼光，才促成了仙童半导体的出现，成为第一个从零开始摘取半导体产业果实的企业。

如果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则像一个新旧企业时代过度的试验品，仙童半导体就是真正跨入现代科技企业的成功品。

仙童半导体之所以成功的另一偶然因素是赶上了冷战背景下的美苏争霸。美国政府的军事工业项目成为仙童、德州仪器、摩托罗拉等多家半导体厂商崛起的重要因素。

由于军事项目对于芯片的可靠性要求极高，但对成本并不敏感，因此使得芯片的发展一开始就以提高技术标准为核心驱动力。所以，一开始成本高昂的芯片因为得到政府的大额订单才得以发展，而大规模订单也推动了芯片的完整供应链体系的建设，使得芯片量产加速实现。

仙童半导体的成功同样源于它的种种开创之功，也正是这些企业创新，造就了此后的“硅谷模式”。

仙童的创办得益于“技术+资本”合作的模式，创业者以技术入股，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组成新公司，一方面降低了技术人员的创业压力，企业的成功也带给资本高额的回报。这一创业模式成为硅谷大多数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模式。

仙童还开创了高速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相结合的市场模式。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存的基础，产品应用的低成本普及使得企业规模快速做大。在依靠军工项目打下基础后，仙童又开始走民用产品路线，技术开发路线也尽可能避开军工产品标准，使得在香港离岸设厂成为可能，也使得仙童在此后激烈的半导体竞争中取得先机。

最重要的是，仙童的成功给了从仙童走出的人才可以复制的成功模式。仙童也在诺伊斯的带领下，开创了最早带有极客风格的公司管理风格。他以肖克利为反面典型，提倡尊重、公平、开放和信任的团队文化，使得仙童半导体成为一家有着反叛和创新精神的高科技企业。如果不是受到带有东部老派工业气息的仙童集团的掣肘，仙童有可能成长为半导体产业的巨头。

不过，也正是因为仙童半导体的衰落，才使得无数的人才带着反叛的野心出走，成就了一家又一家硅谷的明星半导体公司。

正如乔布斯所言，“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一只成熟的蒲公英，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此后，在仙童和他的后继者的努力下，芯片产业也在美国的科技产业体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