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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的鲶鱼“肥瘦不均”

翟菜花 2020-11-19 阅读: 3,502 次

今年是在线教育最为丰收的一年,根据艾瑞发布的《2020Q1&2020Q2e中国在线教育市场数据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约为4003.8亿元,同比增长24.1%。

连字节跳动这种一直在教育领域未露峥嵘企业也不甘人后,将旗下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产品业务逐一整合,以全新品牌入局,要分一杯羹。

很多人认为这得益于疫情的影响,疫情使得在线上课几乎成了每个学生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这也是第一次普遍范围内打破了在线直播方式与知识之间的壁垒,从供需关系上促成了今年在线教育的腾飞。

诚然,疫情是在线教育爆火的催化剂,但疫情的影响只是引线,是时代的机遇。有机遇也要有把握住机遇的硬实力,而真正能让在线教育把握住这个机遇的,就是其扎根在教育“第四矛盾”之上的社会需求力。

当代教育的四种矛盾

在之前的教育活动中有三个主要矛盾,即: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与老师(校方)之间的矛盾、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矛盾。

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学校里的社交网络,一个人的教育生涯总是会与其受教育的环境有关,有志同道合的莘莘学子、有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也有属于青春涩涩的情感与暧昧,严肃一点的甚至包括了校园霸凌等问题。

而环境对于一个人成长举足轻重,我们见过太多的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发奋与堕落,有与青涩恋情共同携手迈进高等学府的美好,也有受情感打击一蹶不振的残酷,更有数不胜数因校园霸凌毁掉一个孩子的案例。

作为占据了学生绝大部分日活跃时间的校园环境,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是教育活动必须去用心经营的,是很多教育活动中放在首位的矛盾。

学生与老师(校方)之间的矛盾更好理解,常言道一流的老师做朋友、二流的老师做严父/母、三流的老师做企业管理,作为学生成长路上的知识的输出主力与价值观的引导者,老师在教育活动中立于中坚。

在受教育者的视角下,教师往往除了“好坏”之分还有“严厉、幽默、平易近人”等主观意义上的交往评价,不同于古时教书夫子们严格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当代的教师传授知识的方式更带有个人风格,这种风格的差异也就可能会因其更多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喜欢某个老师就会更认真地听其讲课,不喜欢则相对弱化,这是教育活动很常见的一种主观因素,也因此教师除了在自身教育知识储备一环的技能外,如何调动起每个学生,找到更好的处理与学生之间矛盾的方式,也是一种必备技巧。

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时代下格外特殊,以往来说更多地是属于青春的叛逆,加之学生获取外界信息途径有限,更容易接受家长的价值观念输送。而如今的学生身处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洪流中,自我意识较之前更为强烈,也更加的敏感。

而一部分家长没法适应新时代学生的思维,仍以己之间、踱彼之腹,只是一味地将学业压力输送到孩子身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维与当代年轻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相互碰撞,更容易滋生负面抵触情绪。

在2019年4月份,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青年、青少年进行了心理健康专题调查研究。调研发现,近三成人有抑郁风险,过半有不同程度焦虑问题,其中88.7%的中学生对于学业问题产生了极大地压力。

这三种矛盾是一直以来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也有不少教育活动是以此为核心展开活动,比如促进家长与孩子之间和谐关系的夏令营活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娱乐、保护孩子不受侵害的公益监管等,孕育出不少的商业性产品与服务。

而在线教育扎根的土壤,并非是上述三种传统的教育矛盾,而是属于当代教育活动的第四矛盾——学校与家长之间的矛盾。

立足第四矛盾之上的在线教育

以往来说,除了少数部分意外或者管理不均、家长素质等个别问题外,学校与家长都是站在同一边的,因为双方的利益关系是一致的,毕竟最终的目标都是在教育活动中培养更为出色地学生。

但是这一立场在当代教育得到了“任务分配”,上一代学生的概念中,家长辅导这一词汇往往只见于家庭中有高学历成员的个别范围中,大部分家长在教育活动中往往都是充当着出资人以及成绩验收的“签字”角色,对于直接的教育活动难有涉猎。

这也是源于上一代家长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而如今年轻的父母大部分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也是在这个大环境的文化普及度基础上,当代的教育把家庭与学校结合在了一起,把一部分的学习过程分配到了家庭一方,家庭在孩子教育活动中的重要程度日益攀升。

各种各样的家长群、辅导作业、亲子手工制作等等活动成了如今家长们的“必修课”,虽然这些活动的本意是出于孩子全面的发展的考量,但实际行动起来除了正面收益外,也引发了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我们置身于快节奏的互联网时代,很多家长虽然具备辅导孩子的能力,但未必有辅导孩子的时间与精力,忙碌了一天回家不仅要洗衣做饭打点家务,更要时刻盯着家长群任务,辅导孩子功课。

这就很容易导致家长的反感,自己小时候这些内容都是学校负责,现在却推给家长,久而久之矛盾就愈发明显,不久前人民日报就有一篇名为《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的文章引起轰动,表现出的就是这种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第四教育矛盾。

但这些知书达理的家长们内心也明白,这样做确实有利于孩子的学业与成长,这才使得这份矛盾没有上升到社会激化矛盾的程度,而如何缓解这份矛盾,就成了在线教育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除了新东方、好未来等传统教育机构品牌外,如今在线教育市场最火的莫过于猿辅导、作业帮这些,回顾他们的起家史,猿辅导的切入点是猿题库、小猿搜题,作业帮就更加直接,顾名思义垂直于作业辅导。

这本质上就是通过全新的在线教育服务,为家长在教育活动中的那部分“任务”进行外包,既能缓解家长除了工作生活外的负担,也能保证孩子能够有全面的发展与成长,跟上学校的工作进度。

所以说明面上来看,在线教育的爆火是有疫情的原因,但实际上究其根源,其能够迅速壮大的内核正是把握住了交易市场的新兴需求,与第四教育矛盾同兴同起,成为缓解学校与家长矛盾之间的那条鲶鱼。

而需求是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即使没有这次疫情的推动,在线教育的崛起之势也只是时间问题。而这次疫情除了加速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之外,也暴露出了在线教育的一些弊端,比如教育硬件的不平等。

在线教育新的硬件“不平等”

其实在线教育本身是打破了传统线下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线上内容的传输方式,使得即使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也能获得如一线城市一般的内容资源,但是在取得了这一突破之后,在线教育仿佛是勇者变恶龙的戏码一般,造成了如今的硬件不平等。

早在1988年哈佛大学的威尔史密斯教授提出线上教育的理念,但这一活动在中国的落地则是在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之后,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之前的课程式在线教育还是如今的辅助式在线教育,硬件基础就是其生存的前提。

而硬件是有购买力门槛的,牵扯到屏幕带来的视力影响,在非垂直类产品中,PC到平板,再到手机是一个比较大众的选择顺序。

而以疫情期间的平板数据为例,根据《IDC中国季度平板市场跟踪报告》数据显示,国内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第一季度时期,尽管在学生在线教育刚性需求的影响下,一季度消费市场出货量还是明显减少,出货量约310万台,同比降24.6%。

这是受制于产能的影响,疫情期间难以复工,仅依靠库存难以支撑迅速爆发的市场需求,而需求大、产能少又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因此价格上涨,这也就导致了很多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无力支付。不少家里没有平板、PC储备家长在当时反映称都是让孩子用自己手机看网课,生怕看坏了视力。

而且除了在线教育内容上的发展之外,在线教育硬件的赛道也日益拥挤,点读笔、学习平板、错题打印机等产品层出不穷,除了步步高、网易等老牌企业外,小米、字节跳动等企业也纷纷入局。

这也意味着在线教育门槛的不断增多,于企业自然是好事,能有新的盈利变现点,但于社会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让在线教育所打破的时间、地点的教育不平等时代,演变为硬件工具上的新“不平等”。

其实从经济角度来说,在线教育已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根据天眼查APP数据显示,无论是今年6月末完成了E轮融资,年增速超400%的作业帮,还是刚刚过去的10月份实现G+轮融资,估值达155亿美元的猿辅导,都代表了资本市场对于在线教育行业的青睐。

但教育这个行业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盈利的行业,天然的带有社会意义的价值,这种社会意义不是在于帮助提升了多少的GDP,更在于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学生,缓和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处于一种近乎公益的社会意义属性。

而自带这种社会意义属性的行业自有优劣,劣势在于其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只追求利益,优势的地方在于这种行业往往具有跟坚实的需求基础,并且有着口碑上的“自来水”属性,更容易获得营销推广上的正能量传播。

要知道如今的在线教育行业是极度依靠营销竞争的,有媒体报道猿辅导、学而思网校、作业帮和跟谁学四家在线教育企业,在今年暑假的营销推广预算分别是15亿元、12亿元、10亿元和8亿元,获客成本很高。

那么如果把这这份开销嫁接到硬件成本上,进行垂直在线教育产品的开发,以垂直功能降低硬件门槛,甚至可以链接一些二手电商平台进行更大范围的产品赋能再利用,都可能是未来在线教育的一个契机。

也因此对于在线教育行业来说,想要迈向下一阶段,靠的将不再是风口、机遇,而是教育的属性,教育的平等性,以及教育硬件的平民化,这才是未来能让在线教育成为与线下教育同等社会意义的最大方向,也是在线教育可供挖掘的新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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